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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至今90年，新文化运动终于推走了国家的积弱，推出了国力的强盛。碰巧了，1949年正好是黄金分割。之前的30年是战争、混乱和黑暗，后面的60年基本上是和平建设的板块。尽管其中有十年浩劫、大跃进和自然灾害，但基本上是阳光主题，至少再没有进入过战争状态。特别是后30年，用高歌猛进、波澜壮阔来形容国家的发展，应该还是恰如其分的。
   
无论以30年、60年来分，抑或以30年、30年、30年来分。“五·四”90年，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纪念日。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一个值得深思的节日。“五·四”的主体是青年，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在青年。大道理谁都懂，但是认识青年、关注青年始终会成为时代的话题。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五·四”一样热闹，青年一样被关注、被重视。但青年在工作上没有份量，在家庭里没有地位，在社会上没有形象。“小青年”大多是问题的主体，是需要改造的、有点靠不住的阶层。青年的意见很少被社会尊重，只有做好事的份。青年自己的尊重，只能在青年团里找，出门就不是了。
   
虽然那个时候老批“九斤老太”，但处处都是“九斤老太”。区团委在机关大院里是是非最多的部门，人人都可以对它说话。说话声音太响了，女团干的裙子太鲜艳了，反正都是缺点。谁知有这些缺点的一代，以后都当了大官，正厅级的、副部级的都有。
   
20年前的一场反思时，在区委的处级干部中我依然算是青年，也就我一个了。反思讨论时候，参加的全是50多岁的同事，话题很沉重：“现在有我们老同志在，还把得住，将来就不知道了。”我听得沉重而郁闷，决定扭转话头：“是的，换一种角度说，在座的老同志都已尽职了。对将来大家已没有什么担心的了，该担心的是我们。什么叫交班？有钱有家当的才叫交班，家徒四壁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一个讨饭的总不见得还要担心他的打狗棒和讨饭碗没人继承吧？所以，老同志们不用担心。”
   
其实当年在越是看上去机要的部门，说话的氛围反而轻松。我这些话如果在基层说，一定是大逆不道的，但在区委各部门负责人的联组会议上说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略冲而已。你们大家天天在我跟前说青年的不好，不允许我也冲上几句？何况，在这批人中，我的职务却是最重的，所以说出的话大家也不敢顶的。
   
“我想我要担心的是，在座的老同志们从青年时代到现在，活没少干，劲没少使，艰苦的地方没少去，自己减薪、减粮票的事都干过，也送子女去插队。可是国家为什么还是这样穷呢？就你们这样的奉献和努力，国家还是这样穷，我们这一代肯定比不上你们的努力和付出的。那么，未来怎么办？肯定是令人担心的，你们过几年就全退了，我们怎么办？”
   
说完这番话，可能触动了大家的共鸣点，老同志们都同意我的观点。他们已不用再担心，该担心的是我们这一代。过去的做法对我们来说，没有借鉴的意义，我们要全新地面对未来，要历史地承担责任。就这样20年过去了，正是这一茬当年被普遍责疑和担忧的一代，坚定地跟着邓小平的路线，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国家开始强盛了。
   
不知哪一个伟人说过：上一代人永远在批评着下一代的人，但历史证明，下一代人永远干得比上一代人好。就说中国古代，秦统一六国，历史地位很高，但具体执政汉朝肯定干得比秦好。隋朝虽短，但毕竟重新一统天下。唐又比隋好，宋朝比唐富，元朝虽腐败，但曾经军事强盛，国家的版图比宋朝大多了。明朝虽然闭塞，终究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清朝尽管在国际上开始落败，但皇帝在整体上比前朝的都强，国家版图也扩大了。
   
所以，当我建设自己的公司体系的时候，坚定不移地将目光投向了青年。有一度时间，几个公司的总经理都是22、23岁的年龄。朋友们都在笑我，但我矢志不渝，尽管输的也很多，但“吹尽黄沙始到金”。在今天的社会上，青年对公司忠诚度最高的一定是我这类公司。没有必要一定要规定青年按照上一代的意愿去做，我们曾经受够的没有必要让下一代再去受。
   
“五·四”90年，国家应该可以称得上莺歌燕舞，不如意的事总是在减少着、变化着。崇洋媚外的色彩也在渐渐淡化，封建的思想渐如游丝。我们的下一代在发掘着自己的空间，寻找着自己的突破口。我对公司的青年骨干说过，你们刚在上海立足，自然得陪着我一起奋斗。我是靠奋斗改变自己的，你们也需要靠奋斗改变自己，我们的目标一致。
   
想像“五·四”100年，很快就会到的，不过就一个十年。但在“五·四”100年时，我们的祖国又该强盛很多了，这一代青年又成了脊梁，社会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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