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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气”肯定是对抗“书卷气”的，或许在时间上可以两重，但在空间上不能并存。在做医生和教师的时候，我肯定与“匪气”无缘，以后进了官场，慢慢地就滋生出了“匪气”。说是滋生，因为外部没有榜样，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内因在起作用。
   
大概是我不愿意虚度光阴或是年轻的原因，我在官场做事的方式都比较直捷，很少迂回的，或许是区委主要领导都年长我二十岁以上，也乐见我的风风火火。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事情需要“破”字当头，不能婆婆妈妈。而我早与领导有默契，凡事既汇报又不汇报。汇报是表明坦白，不向领导隐瞒；不汇报是不把责任推给领导，万一我处置失误，领导也可“周瑜打黄盖”，一骂了之，实际上已经在为我担下了。
   
在机关里做事很难，你不汇报，领导心里会有想法；你事事汇报，也会把领导顶在“杠头”上，领导都需要有“避雷针”的。我对部下也一样期想，只不过从来没有将别人当过避雷针，而且当时的我根本不想当官，所以办事胆子也大，“匪气”就这样出来了。
   
在组织部呆了六年，凡是我召开的会议，迟到的一律不准再入会场，安排到隔壁房间听拉线广播，第一次组工会议就有三十多个处级干部听了广播，以后就没人迟到了。党政领导班子之间闹不团结，无法协调的，可以降职外放，渐渐地不团结的现象就少了。
   
但是区委兄弟部门的领导，还都很“书卷气”，老是在书记面前说组织部提干快，埋怨不公。于是我找他们当面挑明，别这样玩，因为是你们不肯放行骨干的科长，怕影响工作。而我们这里提的全是骨干，提走了一个科长，我自己得兼上干半年，这是他们不肯的，他们得靠科长吃饭。我讲清楚，要么就提拔这几个，要么就不提。所以，他们就只会在书记面前说我们的不是。
   
领导都很支持我的，因为他们刚从外区来，情况不熟，我这一来，他们正好下马威。不过我自己是艰苦了，干部的读书、医疗、住房都是我大包大揽的，所以很忙。但作派出来后，反而不大有人抵触。于是就发现了“匪气”的好处，它可以对抗“官气”。大凡人入官场，是很容易染上官气的，而一旦有了“匪气”，官气就不沾边了。但要维持“匪气”不易，得小心翼翼，夹着尾巴，自己不能有错，否则会墙倒众人推。
   
实际上，“匪气”有时也是战术，后来调任区政府，第一天上班，大家就给我造了个“越位”，让我吃药，幸亏我机智地绕过了。第二天开会，我“匪”了一下，警告大家在三个月之内不要给我吃药，因为我不懂，三个月之后若给我吃药，算你有本事。但在三个月内，如果谁动心思损我，一旦被我察觉，则坚决报复。就这三个月里，我拼命地学习、记笔记，果然大家相安无事。人刚离开组织部，好比蟹刚脱了壳，不“匪”一点，人家会把你吃了。
   
有时候真没办法，淮海路大改造时，搭脚手架要市里批，但市里就是不批，几十家企业急得嗷嗷叫。我又带队去了几次，市里规定在主要景观道路的人行道上不能上脚手架，但那时淮海路正全封闭在开膛修路，人行道以外没有任何支撑点可支脚手架的，只能落在人行道上。一直到第三次，我让朋友请主管单位出来吃饭，大家在饭桌上还虎着脸，因为我区以前有领导开罪过他们，我只能举白酒代领导谢罪。人家不理我照喝，自闷了十多杯之后，人家说：张主任，你这个朋友我们交了。
   
我肯定是牺牲了，不过他们竟把审批权授予了我，从此我签字就可以搭脚手架了。在这件事上，“匪气”比“官气”有用。
   
淮海路动迁时房源奇缺，好不容易从莘庄镇搞来2万平方的梅陇动迁房。付钱的那天，业务员请我一块去，对方镇长问我：“支票带来了吗？”
   
“带来了。”我说。
   
“敢喝酒吗？”对方问道。
   
“敢。”我向手下耳语几句后，就坐下喝酒了，一人一瓶五粮液。喝完，他被送进了医院，我则一路吐回家，舌头也麻痹了，说不出话来。但是就那瓶白酒，保住了这2万平方的动迁房源，半年后，房价翻了一倍，房产商普遍选择违约交罚款，只需罚15%。但对方镇长说，他不这样做，就因为你够哥们，那天空喝了一瓶白酒。妈哟，这回“匪气”值一千三百万元！
   
没办法，那时政府造房，没有钱，没配套。特别是没电话、没水电，去申请反正都是不行。只有一路求去，一路酒去，很快就成为酒鬼了，不匪也匪。现在如想“匪气”，早就没了底气，只能努力找回“书卷气”，装装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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