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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禹鹏区长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他单独见我。在淮海路大改造的这段日子，他经常单独召见我，而每次召见，总是有比较棘手的事情要商量要我去做，不知道这次是什么事情？
   
区长的神色很严肃，一脸凝重的样子。是啊，全长2.2公里的淮海路商业街要整体同步改造，上百个商业建设项目要趁在地铁全封闭施工之际全线起动，场面波澜壮阔，但形势却是极其严峻的。当时，市里的权力刚刚下放，区里刚刚实行一级财政。在人财物及经验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在制度，工作节奏和思想观念都还老套的环境里，以一个区的力量，去发动这样一场超大规模的“淮海战役”，作为区长，他肩负着重担，承受着超大的压力。
   
这是淮海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整体大改造，而且完全是依靠一个区自力更生的改造。尽管我们已经就各类项目的建设周期认真地作了分类，列出了一部分当年必须见效的“短平快”项目，以保证淮海路商业氛围的不间断和区财政的税收恢复，但毕竟是一项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战役”的整体协调还是经常会遇到问题，困难重重，矛盾交错复杂，这时候的区长不好当！
   
区长身兼“淮海中路商业街改造指挥部”的指挥长，还有区建委主任和房地局长两位平时不在指挥部上班只负责配合的副指挥长，两个常任的副指挥长中，财办主任亚奇管商业调整和规划，我这个重大办主任则理所当然地管起了所有的项目。其实此前我从未接触过项目和工程，但区长说：“好歹你是同济的研究生毕业，要管项目，区里最合适的也就是你了。”
   
那天他以指挥长的身份对我说：“找你来研究淮海路改造项目的进展问题，几十个短期项目要在国庆节后，淮海路恢复通车之前要完工。我担心时间恐怕来不及的，必须得有特别的措施了。”
   
是啊，淮海路地铁建设封路期是1992年2月10日至当年的10月10日，一共8个月，但亚奇的那一路因为要抢在封路前做一波春节市场，所以商业调整计划的编制时间宕后了，直到淮海路封路之后才展开，这不5月20日刚刚完成居民动迁和商店规模的总调整，留下的也就是4个多月的时间可以搞工程了。指挥长对我说：“要在淮海路10月10日恢复通车时开出几十家商店来，否则冷冷清清的像什么样子？而且，市政府的命令也是“路通，灯亮，店开”6个字，你说该怎么办？”
   
我说：“时间确实紧了，前面的节奏拖了。商业调整计划和项目原应该事先就准备好的，然后在2月10日封路时同步展开的。”
   
指挥长说：“不管它了，关键是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我最担心的是项目的报建审批环节，本来就很繁琐，图纸要盖几十个章，一个项目报建程序没有几个月是完不成的，现在这么多项目一起上，该要拖多久？”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说：“对呀，如果不注意，只怕到淮海路恢复通车时，我们的改造项目还在盖章呢。”
   
心想到底是大当家的，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想着关键的工作。我在这段时间里忙着几个重大项目的立项协调，忙着给淮海路项目的计划立项和居民大动迁的协调，指挥长还把对淮海路上所有项目的建筑设计效果的把关任务给了我，说是任何一个区领导不会干预我的工作，让我在每周三晚上带着规划、房地局长和财办主任及有关人员集中会审所有淮海路改造项目的建筑立面和店招的效果图，要求做到“现代、高雅”。这些工作早就忙得我连自己的脸都不认识了，连上厕所的时间也不够，自己的家也只是旅馆了，压根儿不会去想到这个关键环节的。当然那也不是我该去想的事，项目报建审批是政府的法定程序，不归我管。
   
马上问指挥长：“那该怎么办？”他这个领导，我一直是佩服的，能力和谋略都很厉害。
   
指挥长说：“必须缩短盖章时间！你看看每个项目的审批最短可以多少时间？”
   
我思考了一下：“那至少要一个月吧？”
   
指挥长坚决地说：“不行！那施工就没有时间了”
   
我说：“那就三周？”
   
指挥长摇摇头：“那也不行！”
   
我再想了一下认真地说：“那两周？再也不能少了！”
   
指挥长双眼看着我：“还是不行！”
   
我笑了，随意地说：“那总不见得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完成一个项目的全部报建审批？”
   
这时指挥长也笑了，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是的，不能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只能给三天，而且得由你去负责落实解决！”说着还伸出三个手指。
   
“天哪！”我叫了起来，“用三天时间要审完一个项目的报建？这不天方夜谭？”
   
指挥长说：“只能三天了，我仔细考虑过的，而且这件事还不能走区政府行政程序来决定，没有集体讨论的时间了，只能由你设法去解决。当然我们可以在报建审批的形式上去创新，可以搞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公。把审项目报建的单位集中到区政府来，我会腾出一间会议室给你。”
   
我晕！但指挥长接着说：“只有你可以这样去做的，我想过的，你可以做到的！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说，但事情必须做到。”
   
我沉默良久，知道眼前这个区长还真的难做。困难明摆着，我们还真的不能在淮海路恢复通车之后，两边的商店还都在装修，他肯定是里里外外都难做人的。市政府一定会来责怪，区内的舆论也不会好听，而且因为淮海路封路而获得市政府同意暂时缓征的税款，“路通”之后一定要复征的。届时，区里大概连发工资的钱都没有了。那一年里，区里还真的“断过粮”的，区长最后向市财政局借了钱才发出全区干部和学校医院的工资的，这个家不好当。现在我明白，如果我们在报建流程上真的去照章办事，淮海路甚至只能在“路通”之后才能全面开工装修了。
   
然而作为区长可不能在政府程序上改变依法行政的格局，不能下令改变行政程序，所有的一切都得记录在档。这一点，他不说我也明白，所以此刻他正以指挥长的身份在和我这个副指挥长“商量”。
   
这个“指挥部”是我建议他建立的，在几个月前的“巨鹿路之战”大获全胜之后，区长曾经单独找我，说是那场胜利给了他组织“淮海战役”运作模式的重大启发。当时我就建议他建立一个综合指挥部，绕开区政府的繁文缛节，特事特办，灵活有效，用一个半军事化的集约化的垂直指挥系统来集成运作这件我们从来也没有做过的大事。区长让我写个报告给他，我认认真真地写了9张纸的“绝密报告”，他作了修改，经区委讨论后授权生效。以后，静安区的南京西路的商业大改造就是学的我们的组织模式。
   
我明白了，我又该像去年“巨鹿路之战”时一样地去当“急先锋”了。不，应该是“007”！成不一定有功，但出问题得自己担。可对于今天的这件事我的心中一点也没有把握，但我知道此时关于这件事，我是禹鹏区长手中唯一的一枚棋子了。而我是愿意为领导冲锋陷阵，愿意披荆斩棘去趟地雷的，改革年代，又正年轻，人的胆子也大。
   
终于，我在他期待的目光中说：“好吧，我干！”
   
指挥长问我：“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我说：“请你给我一把尚方宝剑，谁出来阻拦，我宣布谁立即停职。而且要和区委、区政府的其他领导统一口径，让任何人告状无门。”
   
区长兼指挥长说：“这个你放心，我马上向区委汇报，区委和我一定会坚决支持你完成这件艰巨的使命，当好你的后盾的。”
   
指挥长见我的血性已经萌动，他的脸色有些舒缓，他在组织部时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对我的脾性了如指掌。当年市委要求解决“青年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赵启正部长提出“无功即是过”的观点，我是说做就做的，开出了22个平庸的处级干部名单，报区委决定后一律降职处理，有的还下到基层去了。其中大部分降职干部的谈话还是我去完成的。
   
他知道我在去年的“巨鹿路之战”中已经杀出了血性，建立了威信，夸过我是“拼命三郎石秀”。而且知道我临场的应急办法多，敢于和人行政对决。他也知道我不想当官，我只要求他在事成以后准我下海，所以随时随地准备与阻拦者决斗，连当时的副区长们都有点怵我。尽管当时我才36岁，但他们都知道我已是老资格的处级干部了。
   
其实，正因为当时我才36岁，才敢经常去冲的。区长当时45岁，但已足够老谋深算。如我再长几岁，断也不肯去当“007”的。
 
 
                                            
（二）
 
 
   
区长从他那座楼里仅有的两间大会议室中腾出了一间给我作项目集中审批办公室之用，我立刻召开了各权力部门的第一次集中会议。没有一个区领导压阵，就我自己唱“独脚戏”了。我在讲了一通项目的进展形势和困难的情况之后，要求每个部门报出自己那一段的最短的审批时间。
   
无人发言。必须要有人响应破题！
   
我眼睛看着区防疫站，那是个相对独立的部门，而且负责人是我的一个女同学。她显然明白我的意思，支持我说：“我们可以在一天内完成。”接着我就点名了，环卫、环保、交通都说可以在一天内办结。规划局先说三天，被我逼成一天，但房地局却说无论如何他们最少需要三天。
   
我说：“不行！”
   
房地局来参加会议的是一个科长，他急着和我解释他们为什么需要三天的理由，他们需要看图纸，查房屋档案，还要去实地查勘现场。其实，前面我只是在打马虎眼，我一直在试图引导着大家的情绪走，努力想营造出一种紧迫的氛围，然后寻找出突破的机会。我得找机会把我心里的底牌给翻出来。如果机会不成熟，我贸然说“三天集中办结报建审批”，人人都会认为我在开玩笑，会唱一旦哄起来，事情也就难办了。总是寡不敌众，我也只不过是个正处，他们各人上头都还有分管区长呢。本就想绕开行事的，如果他们中有一个人说要回去汇报，再一成势就完了。
   
而且，我也不能说这是区长的意思，那就把领导给卖了。现在正好有一个科长在和我争辩，正好是出击的时机！
   
啪！地我猛一拍桌子，陡地站起来说：“都是你们的局长，净想着给区长拍马屁。我说报建审批至少要一周时间，他告诉区长说只要三天时间就可以办结所有的报建手续了。现在光你们房地局一家就要三天时间，这不是存心要我好看吗？”说着，我抓起桌上的茶杯猛摔地上，会议室内顿时使一地的瓷碎片、茶叶和水，以及鸦雀无声，而且此时我觉得自己脸部的肌肉也在痉挛了。此时与会者中，除了我自己，谁也不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的？
   
也就是战术性的发火而已，待手下打扫完残局，会议继续进行，我从容地正式宣布了以下决定：
   
“1、每个项目用三天时间审结报建。
     
2、每周二、五两次在这间会议室集中受理项目报建、各与会单位来此集中办公审理。
     
3、凡周二递交的项目资料，报建单位周五来领取审结报告；凡周五递交的，下周二来取审结报告。
     
4、各审批单位不得在窗口程序上和项目单位发生联系，由指挥部派人统一验点送审资料，凡是验点齐全收下的，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得退回，审批后由指挥部统一发给项目单位，我这是怕他们从技术层面上来消极对抗，堵住一切漏洞。
     
5、各单位在三天时间内去做各自该做的技术勘定工作，然后每周两次带公章来这里集中盖。
     
6、请各单位报定来区政府参加集中办公同志的名单，我每次都要点名。”
   
这时，原先寂静的会议室一下子喧哗了，大家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工作要求，各种各样的困难和不满声音爆发了。我让大家尽情地热闹了一会儿，已经不需要再摔一个茶杯了，那会很没风度的。然后，还是接过了刚才被我骂过的那个房地局科长的话茬说下去。
   
他对我说：“这件事情我是不能决定的，得回去向局长请示了再说。”
   
我说：“告诉你们的局长，今天不是征求意见会，而是任务布置会。再告诉你们的局长，他想表达不同意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打一份辞职报告交区委组织部。我想区委会立即准辞，并立即会派出一位同意这样做的代局长去的。”
   
他又说：“我总得回去汇报的啊，局里人手不够，即使局长对‘三天’没有意见，也不可能每周两次派专人坐在这里办公啊？而且公章外带，更不是我可以决定的。”此时多数部门也对集中办公持了异议，都说人手不够。
   
我说：“请大家不要和我说人手问题，从局长直到门卫，每个局总有一个人可以来这里上班盖章的。如果还是派不出人，请把公章交给我，由我来代劳盖这个章。”
   
“那责任谁负？报建审批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科长年龄三十岁还不到，和我一样的血气方刚。又是搞技术的，除了我骂他们局长的那番话他感到是一头雾水之外，对我其余的话他显然很不服气，因为我显然不够专业，在天方夜谭。
   
我说：“责任由你们局长负！要特事特办，并不是不负责任。该勘验现场，核定图纸的一个环节也不能少，更不能马虎。今天说的是办公审批的非程序化，但在行政责任上还是程序化的，该谁担是谁。请注意，今天没有一个区长出席会议，就是想让各位局长找不到可以推卸自己责任的借口。”
   
然后我及时宣布了“散会！”
   
就这样，“海海中路商业街改造项目集中审批临时办公室”顺利开张了！每到周二和周五，来来往往的都是捧着大捆图纸的项目经理们。几十个政府官员封闭在一个大房间里认真审查图纸，履行职责。那个房地局长在会后曾经暴跳如雷地去禹鹏区长那里申冤和投诉，当然被区长笑着抚慰下去了。其实他该明白的，不是领导的旨意，我又岂敢胡来？本来，这份工作就不该由我管的。
   
1992年6月，我们卢湾区就这样首创了建筑装饰项目的一站式办公审理的模式，和从受理到审结一律“三天”的记录。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这件小事很快被人淡忘了，形势一日千里，这种一过性的记录并无推广意义。但我自己却一直记在心里，当时我们没有喊过“政府就是服务”的口号，但这“三天”恰恰就是政府为企业服务的完美实例。
   
政府原该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当时的社会上还没有“纳税人”这个概念。但我们都明白，企业不好了，政府的日子也难过。所以政府为企业服务，实际就是为自己，这“三天”的意义，不是因为企业过不下去了，而是因为政府过不下去了。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当时谁也没想着要去吹吹，因为这并不光彩。
   
然而作为一件历史事件，我觉得还是应该真实地记录下来。勉励自己，曾经这样过来。告诉外人和后人，淮海路的美丽就是这样“打出来”和“拼出来”的。前不久和禹鹏同志私聊时，谈及这“三天”的故事，大家仰天长笑了好久。
   
当时，市政府盯着我区的淮海路大改造，是因为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后，上海想拿出“一年一个样”的建设实例给他老人家看的。我一直崇拜邓公，感到上海应该交出一个漂亮的答卷给他老人家看的，并为自己实际参与了这样的历史工程并且还很勇敢而感到骄傲。一年后，他老人家真的来巡视了，车子从淮海路缓缓开过，据说，他坐在车里看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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