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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愣了一下，对于“被逼的”这个概念还有些突兀。彼时我只是一个奉命参与者，是否“被逼”？与我关系不大，还没有这样去想过问题。1990年我从同济研究生毕业后，本想辞职去香港发展的，区委书记和区长不肯放行。禹鹏区长对我说：“你一样去香港搞房地产，还不如留在上海我们大家一起干。海路就要上百年一遇的大项目了，我缺人手，你从同济毕业，正好一起干一场。”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上了他的船。其实是不一样的，至少收入、工作环境和个人的自由度是大不一样的。当然，随后而来的艰难、曲折与宏伟，也是更加不一样的。
   
后来，大概在93年时，因为在业界已经有了些声响，一香港房地产富商托人向我发出要约：让我当他的总经理，起薪年薪60万港币，年底15%花红。然而我已经深深地被自己从事的事业所吸引，对于他的邀请已没有感觉。记得有一天在一起吃饭时，他向挨着坐的区委书记说起要我去。书记笑着说：“你问他自己吧。”书记似乎已有把握我会赖着不走的。是的，那样一个沸腾的年代，人会心无旁骛的，我当场谢绝了。宴会后我对书记说：“是的，我不会去。一个男人，赚钱的机会很多，但能够从事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上百亿的大项目，是几辈子也不一定轮得到的好事。”当然我很明白，也只有在这样的体制下，才会让我这样一个从未有实际经验的人去执行这样一项投资巨大、规模宏伟的事业。
   
这是我第二次和香港失之交臂，但是没有至今后悔过。从笑话的角度讲，如果我当年去了，大概今天也成了“海归”了，不会像现在这样还在体制外“野生”着。曾经和另外一些“朋友”谈起此事，以说明这个社会上还真的有人光想着干活，不一定太介意钱的，结果反遭人奚落，那就不说也罢。今天的提及，只是为了说明二十年前的时代洪流是如何使人血脉贲张的，个人是必然会融入于社会的。只是没有想到过：这一切竟然是在一种被“逼”的环境下发生的。
   
经于教授的引导，我茅塞顿开，那一场风云，还真的是一个被“逼”出来的局。迟到了二十多年的领悟，突然就有了些许的悲壮。之前我一直以为当初是“士为知己者死”，是自己放弃了在今天认为是主流发展模式的机会。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旧是一副被逼出来的牌局中的一张“牌”，领导在被逼的时候，只能被逼着要用我这个可以干活，但个性桀骜不驯的人了。呵呵是的，当时我对哪个领导“顺溜”过？
   
那时候，我和领导们为了对个别干部的评价和使用的不同意见，吵架远不止一次。回想起来，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地方政治竟然是如此清明，我们当时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离开公务员队伍以前，书记和区长们一直和普通机关干部一起在大食堂里排队买饭吃的，饭后和大家一起在水槽上自己洗碗。现在想来，这才是可以被“逼”而为的思想基础。作为地方大员，只有不忘自己的责任，才会感到形势“逼”人的；只有不脱离群众，才会不忘自己肩膀上的责任的。而领导也只有在这样“被逼”的情况下，才会把自己压得很低，广开言路，广开才路，以寻求最可能和最有效的突围。
   
在1990年，有什么在“逼”我们的领导呢？改革开放才十年，中间我们的社会却已经经历了86年的学潮、88年物价飞涨、89年一场大事以及随后发生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事件。我们的执政党需要一些证明，需要用经济建设的成就来号召人民和维护稳定，自上而下地就会有很大的压力下来。地方上不是喊没权吗，市里给权！但区里要干活！客观上，我们当时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欠账”也太多，人和人的数量早就今非昔比了，但是经济和建设的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道水，房子还是那些老房子。就卢湾区来说，一条淮海路，没见长，没见短；没见高，也没见低，所缺的恰恰就是在1950年之前的那种繁华和典雅。最简单了，在1990年之前，淮海路的商家基本上在晚上5:30就关门打烊了，哪里还有不夜城的影子？
   
压力啊，婴儿潮的一代都成家了，要房！一下大雨，区政府的总值班室就电话不断，居民家里漏水！眼看着广东和物价的崛起，上海人的皮夹子却在一点点地薄了下去，到处伸手在要奖金，到处有人在闹辞职下海！意见不断，怨声载道，市领导趟着大水进社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在我们的“斜三”简屋区竟然被灾民当胸一把揪住往屋里拖，让瞅瞅，欠账啊！
   
然而，卢湾区当时还多了许多直接的压力，市里决定在淮海路全封闭路挖地铁一号线，并同步完善地下的市政管线翻新。这样，区里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将没有了。刚刚市权下放，实行区级财政自收自支不久，这下立马就要断财路了。南边，市级的内环线工程又将开工。压力啊，那时候的官不好当，区长的手中没钱，但肩上有责。
   
但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集体的思想最容易取得一致了。区委一致，区委和区政府一致，不能捧着金饭碗讨饭吃，利用淮海路挖地铁的机会，咬紧牙关，勒紧裤带，迎难而上，向旧城改造和提升商业能级要出路，那是全区上下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能用的人就全上了，桀骜不驯者在整体面临十面埋伏的条件下，自然是可用之人，这也是一个被逼出来的局。
   
时，我刚从同济毕业，又从未搞过经济，更从未搞过建设，不知水之深浅。我对于自己是否可以参加旧城改造心有疑虑，对禹鹏区长说：“我在同济学的可是经济管理啊？”区长说：“好歹你还是同济毕业的，你不上谁上？我还不是呢。”于是我就奋不顾身地上了。现在刚刚明白过来，在“被逼”的条件下，我们其实都是领导手中打出的一张张牌。也就是因为“被逼”，当时我们才都获得了最大的信任和能力施展空间。二十年了，刚刚明白，相信当时领导们也都不明白的，当局者迷。几天前和来看我的区纪委老胡书记这样说起，大家还哈哈了好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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