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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约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学校早就不上课了，我们整天闲在家里。做外包工的母亲，工作也暂停了，全家5口人只能靠父亲每月不到50元的工资度日。至今我还在为母亲自豪，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甚至在之前的五十年代末全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时，我家都没有吃过国家的救济。然而“文革”初，我们都已长大了不少，食量大了，就这点收入，任母亲的安排再妥帖，日子紧得也只够我们不饿肚子的。这个时候，我真渴望自己能够去打工挣些钱来助母亲养家，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机会真的来了，有一天，大我两岁的几个邻居玩伴偷偷地告诉我：上海有几家大工厂正在招临时工，他们的同学中已有人去上班了，每月可以有10多元的工资。他们正想去，问我去不？我一听狂喜，当然想去。于是在某一个下午，三个13岁的大伙伴带着11岁的我步行去了在好几公里外的江南造船厂。厂门口早就排起了上百人的长队，都是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都是听说了消息以后想去打工的。排队的时候，看见有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穿着工作服在厂区里走过。同伴兴奋地指着他们说：“看！已经有人在上班了！”我望着他们，心里不胜羡慕，脑中充满了想像。
   
一会儿，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出来，让大家别再排队了。他说工厂招临时工的名额已满，不会再招了，我们只能悻悻然地离去，刚做了不久的好梦一下子就破灭了。几个大伙伴不死心，说要去黄浦江对岸的上钢三厂试试。我迟疑了，身边连1分钱都没有，可是要摆渡过江得每人6分钱。一个大伙伴说：“不要紧，大家凑凑，只要1毛2分钱就够了，我们都可以买半票的。”我一看，大家的个子都还不够买全票的，就随大家凑足钱去了。我没钱，那3分钱算是向一个大伙伴借的。他说：“不要紧的，等打上工再还好了。”我们就一起兴高采烈地上了渡轮过江，去浦东的上钢三厂报名打临工去了。
   
上钢三厂门口一样排着求职的长队，都是和我们差不多大、还不够买轮渡全票的孩子，都渴望着能打上临工。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学校又没有书让我们读，家里还等着钱用，打工就几乎是天堂里的日子了。在那里，我又看见了几个已经穿上了工作服的孩子在厂区里走着，感觉他们幸福得像天使，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份幸运。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时之所以都是像我们这般大的孩子排队报名打工，是因为比我们大的青年都在造反，在大串连，忙着呢，所以打临工的机会就全留给了我们，那时是没有农民工的。
   
我们在上钢三厂门口排队的结局与之前在江南造船厂的结果一样，也是名额已满。几个大伙伴一合计，决定还是不放弃，在浦东的上钢三厂向西几公里，还有一家耀华玻璃厂可以去试试运气，我们继续步行前往。
   
还是一样的长队，一样大的孩子，就像是田野上的麻雀群，一群群地在各家大厂的门口飞来飞去地找食吃，不过这次机会还真的给逮着了。队伍在缓缓地向前蠕动，从前面走过来的孩子们都是一脸灿烂的笑容，估计他们已经当上天使了。我们满怀希望地排着队，想像着自己的肩上也长出翅膀来。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卖火柴的女孩》，但差不多的幻想也让我看见了母亲的笑容。
   
好不容易排队到头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客气地让我们几个填登记表，说是工厂现在的限额已满，我们先登记排号，几个月后会通知我们上班的。办完登记手续，我们兴高采烈，心气一下子昂了起来。然而天色已暗，我们已经走了、站了整整一个下午了，一口水都没喝，人已经又渴又乏，再步行回家怕是不成了。从浦东回浦西的轮渡是不要钱的，但是坐公交车的钱我们连一个子儿都没有了。
   
还是大伙伴的办法多，住5号里的那个说，我们坐公交车回去，我身边正好有4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标志，可以搭回程公交车一路“宣传毛泽东思想”回家的。大家一阵高兴，赶去耀华路公交汽车站，也是排着长队，都是准备“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孩子，估计都是像我们一样出来找工作的，也都没钱乘车。那时车站的调度员不敢不让大家上车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但也不能让一辆车上全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规定每台车只能上四个人，所以就排成了长队。
   
平生第一次坐免费车，心里有些紧张，大伙伴们让我别慌，让我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标志在胸前别好，约定唱几首毛主席语录歌，不唱怕是要被售票员中途赶下车去的。摇晃的车厢里，几个孩子抓住扶手，亮开了嗓子：“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一会儿又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歌声可以壮胆，我紧张的心情驰缓了，我们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的雨露，坐车到了浦东的周家渡轮渡码头，过江后再从容转车回家。
   
已万家灯火，家里早在等我吃晚饭了。见父母一脸焦急的样子，我连忙声明是找工作去的，而且找着了，很快就可以挣工资了。不管父母爱信不信，我还是心花怒放地翻开日历，认认真真地记下了耀华玻璃厂约定让我们去上班的日子。那一种甜蜜，至今尚有回甘。
   
毕竟是在“文革”中，形势变化太快了，很快工厂都闹腾起来造反了，有谁还会记得要给我们这些孩子发通知让去上班呢？工人们自己也不上班了。我的童工梦破灭，没有工资可拿了，那3分钱的债务沉重地压在我的身上。家贫如洗，我是断不能向母亲讨钱去还债的，躲债躲了好几个月，最后是去大姨家，姨父给了我回家的车费，我步行回家，省下车钱把债还了。这3分钱差不多是我人生奋斗的第一份投资，就这样付之东流。
   
就这样一段人生体验，使我对于“童工”问题的心情很复杂。我肯定是反对雇童工的，但是对那些家境特别困难，无钱可供读书的孩子来说，我们的社会在道貌岸然之余，又能让他们做什么呢？简单地不让打工或是更加贬低了人家的劳动价值，甚至是断了人家的一条路。想起了从前的半工半读，家贫的学生，可以边读书边打工挣些小钱，是一种符合社会客观的教育制度设计，现在还有吗？
   
脑中全是那个女孩和自己少年时的影子，和我在工厂询问那个女孩时，她那紧张不安的表情和厂主那善良的解释，觉得应该记录下来。顺便记录一段在四十多年前一晃而过的上海工厂雇佣“童工”的史实，11岁时为打工而负下的那3分钱债务，我们靠唱毛主席语录歌免费坐公交车回家的故事，也是一段辛酸而且还带着一份荒诞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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