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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种一直是5日或者6日，但端午挤到这一天，就不来劲了，因为芒种是忙的，端午该相对闲一些的，否则古时候的农民怎么肯扔下农活去赛龙舟呢？
   
端午的印象从小就有，在农村，孩子额上的雄黄粉必涂，那是一种关爱。
   
然后就是吃粽子了，宁波人的粽子是用毛竹的笋壳片包的，外观大大小小，以笋壳片的尺寸为度，基本就是赤豆棕和红枣粽，或者就是碱水粽，吃起来很香，煮的时候更香。
   
见识先入为主，后来回上海，见到上海人用新鲜的苇叶包粽子感觉有点怪，包括包肉粽，以及苏北人家包的小脚粽，都觉得异样。
   
好些年后才知道，包粽子就得用新鲜苇叶的。以后，家里也包肉粽了，而且也包小脚粽了。
   
一个包粽子，一个做汤圆年糕，这两个风俗都很执着，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要坚持的，困难时期，一年没有几斤计划糯米的，就安排到这几次用了。
   
芒种的印象是1996年才开始有的，一个大师说我将在那年的芒种过后转运，就记住了，然后年年岁岁。否则一个上海人怎么可能去记住一个节气呢？当然二战时的D日也相关芒种，加深了我的印象。
   
同样是执迷，泡在糖水里长大的我们，每到端午吃粽子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幸福感。长大后才明白，如果从前劳动人民吃不到粽子，会有风俗流传下来吗？
   
节前华师大部分同学聚会，说到了一些历史问题，包括大饥荒问题。我想了，在更加遥远的过去，如果就在这个青黄不接的节口，还可以有米来做粽子、有力气去划龙舟的农家，生活会差到怎么样？
   
古书上有“丹阳兵”“奉化军”的说法，一度我不解“奉化军”的意思，请教小超哥。他说可能从前奉化这个地方比较富，易遭盗抢，当地人经常要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所以组织性比较强。
   
这也间接地证明了江南富庶地，民众普遍比较富的现实。就是大饥荒时代，我老家那里的日子也很好过的，我在那里生活时，吃饱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天天大米饭。
    看到博友幽兰老师的文章，她在“青春无悔”的日子里，正在异乡战天斗地，想着在端午节吃粽子了，没有糯米，就自己设法用高粱、麦粉等做了粽子自己过节。
   
很像我们从前看到的故事：贫下中农用红薯粉包苦菜馅当饺子过年。正巧儿子告诉我一件事情：一个男孩为了要买Ipad，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
   
让人唏嘘！那个孩子，肯定没有人在他的额上涂雄黄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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