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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前上海的法租界，并不是从蛮荒之地开始建设的。曾经这里都是江南的良田，河汊纵横，还有绿荫掩蔽的民居。沦为法租界以后，一排排石库门和小洋房建起来了，一座座工厂建起来了，但好像并没有留下任何相关于“拆迁”的故事，很多原住民的住宅后来还在。现在还有一处晚清时候的民居，不起眼地窝在田子坊的中央，是否就是一百年前的“钉子户”了？
   
给“钉子户”打上引号，因为它有可能不是。租界新建时，没有多少旧房需要拆迁的，那时上海农村的人口也不多。曾经我就奇怪过好一阵子，豺狼成性的洋鬼子，怎么就没有留下强霸民居，强占民田的故事？他们当年和清政府签租界协议的时候，对土地上的地主和农民怎么办？就这样一赶了之了？无地的农民还可以转“征地工”，到租界里去做事，有地有屋的地主和中农怎么办？是不是给过补偿费？如果给过，那么谈判是怎么谈的？那时的动迁组是怎样工作的？
   
可惜了，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儿痕迹和线索。租界形成时，洋鬼子是如何对待原住民的？没有留下记录。
   
小时候看过不少《旧上海的故事》，是系列丛书。跑马厅，跑狗场，回力球场，十里洋场，包身工，金圆券，流氓大亨，野鸡，沙逊，洋行和买办等故事应有尽有。就是没有看到租界早期的圈地是如何了结土地使用权的？没有读到过悲惨的动拆迁故事。如果有，相信读书时老师一定会一遍遍地说给我们听的。所以曾经怀疑过，是不是给灭口了？或者当时的报上一律不准报道？不得而知。
   
也就是最近几年才知道，在民国初期，言论够自由，所以我党早期的进步杂志可以自由发行，一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后来还有鲁迅等进步文人，他们可以随便写文章的。那时租界建立还不久，而上海的大多数石库门都是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建造起来的，如果当时有强霸民田或民居的事情发生，好像很难隐瞒的。所以那时黑暗归黑暗，混乱归混乱，在动拆迁方面，大概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发生过。
   
上海在解放以后还有不少私房，读书时去同学家，好些就是两层楼的私房，还有四合院的，院子里的树荫下可以乘凉。地段并不差的，田子坊的方圆一公里以内，就有不少这样的房子，淮海路附近的街坊里也有。这些私房，直到九十年代上海大拆迁时才消失，时间也跨度了将近一个世纪。但曾经它们与周围的新旧里弄和谐共存，人住着很宽敞，又不用交房租，我羡慕过。
   
现在知道了，那些私房都是“华洋交界”的痕迹，大概当时并不强调统一，建新房时避开旧房就可以了。建筑形态上，石库门和农村旧屋可以兼容，也就不需要很麻烦地去动拆迁了。当然，目前也只有在田子坊里还可以看到这种兼容的，别的地方都已经拆得差不多了。于是可以大胆地猜测，田子坊里的那栋晚清建筑，在当时应该不是“钉子户”。
   
同样也是最近才知道的，租界虽然是曾经丧权辱国的物证，租界内的公共管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却还体现一些普世价值观，对待革命党人也与我们祖传封建皇权的“斩立决”和“杀无赦”不同。就算是虚伪，还得走个公开的程序。中国革命的早期，曾经在生存环境上得到过这种价值观的庇护，利用过这种程序成功地援救过一些革命骨干。
   
最近一些电视剧，描写我党如何营救在租界内被捕的同志，工作就做在如何避免“被引渡”环节，说明了租界内外文明的反差，生死两重天啊。事实上，在国统区被捕的瞿秋白、方志敏等革命先烈，就没有任何法律机会可以利用了，残暴是封建皇权的文明，他们的牺牲，打小时候起就令我们痛心。
   
没有为租界说话的意思，只是那种客观已经植入的非封建文化，一些移来的社会文明，也不应该视而不见，至少是一个窗口，让人民看到了几千年封建皇权以外的东西。半殖民地的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耻辱，现代的我们却不能因为过去的仇恨，而对一些客观的文明全盘否定。田子坊里华洋共存的建筑形态，应该也是“物权”思想在我们这里存在过的证明。
   
所以“华洋交界”，不仅仅是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的看点，在文化上，还可以引出社会人文和法制方面的思考。“钉子户”的存在，也许是个别人和家庭观念落后的痕迹，却可能是整个社会法制进步的证明，这是田子坊给我的思想启蒙，今天我们的社会也正在这样思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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