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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淮海中路商业大改造是如何决策的?

   

关于城市更新和重塑八仙桥文化的讨论,是以今天的背景和价值观作为圭臬的。

   

当一切的不确定都已经确定,当一切设想和变化都凝固成现实时,我们肯定容易从过去找出一些瑕疵来,也应该去找,因为这有利于将来。但是客观地还原当年的一些背景、条件限制,还原二十年前的台阶和起点,就能发现,有些问题在当时没有更多的选择。譬如当时的嵩山电影院是否可以不拆?大概和讨论秦琼是否一定要卖掉黄骠马的道理一样。

   

城市的更新,在它起始的时候,或许就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阶段,即使做足了功课,还是会留下遗憾的。因为突破往往是随机的,冲锋式的,不会过多去考虑坛坛罐罐。城市更新之初,有点类似战争,区政府还真将淮海中路大改造比喻为“淮海战役”。

   

力量相差实在太悬殊了,二十年前,区财政可用于搞基本建设的预算仅人民币400万,那还是造福利房的资金。以此去搏击上百亿的改造项目,无异于蚂蚁攻大象,木船打兵舰,而且还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相关的人力资源也等于零,经验等于零。

   

所以,卢湾区在淮海路大改造前的功课做得不少,决策程序也可圈可点,公开而开放,没有一点神秘感和长官意志,专家的意见被充分尊重。理由很简单,这是区政府为淮海中路商业街的一次生死突破,在今天看来,这好像不可思议,淮海路还可以死到哪里去?然在当时,却是千真万确的现实命题。我们没有枪,没有炮,没有人知道前面到底有什么?突破的结局会是什么?

   

真想做事的人,在这样艰苦和艰难的环境和运作过程中,作风一定是民主的。官兵一致,举贤用能,才可能竭尽一切可以用的资源,发挥出组织效能的最大功效,杀出一条血路来。因为失败随时就在身边等候。我们不能因为今天淮海路的莺歌燕舞,想象当初是一马平川地走过来的。在二十年前,不是坎坷崎岖的问题,前面根本就没有路。

   

区政府在淮海路商业街的改造中重负在身,几十年一贯的商业格局,使得改造前的淮海路商业暮气沉沉。市里批评,淮海路早晚会垮掉的,区里民众呼吁我们不能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批评声年年不绝于耳,但是因为传说中的地铁1号线要开工,区里不知道具体的规划,一直不敢贸然行动。直到1990年,地铁1号线建设方案甫定,区委区政府决定马上起动淮海路商业大改造。

   

但是具体怎么动?谁的心里都没有谱,甚至连淮海路上的商业家底都不知详的。区规划局没有搞这样一条未来街旧城改造的经验,商业部门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圈子里,不可能有搞大规模商业设施改造的想法和商业规划能力。最根本的,区里没有钱,没有政策,没有专业人才和经验,甚至连眼界都没有。怎么办?是无米之炊,又不是巧妇,如此困难的起步,差不多就是“秦琼卖马”的窘相了。

   

请外脑!此时,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培养提拔的一批干部已经在区里当家了,他们有文化有活力,接受新事物快,又没有官僚作风和思想成见。禹鹏区长下定决心,走科学决策道路,从当时很紧的行政经费里拨出十万元来,请上海社科院组织专家和区规划局、区政府研究室联合做项目课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做决策。

   

1990年12月,耗时近一年的课题报告《卢湾区淮海中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研究》正式递交给了区政府。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正确的破天荒,区里的干部就此大开眼界。报告不仅为区政府摸清了淮海中路的家底,还提供了国际视野,提供了国际相同城市的相关参数,让我们在以后有所遵循。这还是一次重要的方法示范和启蒙,让我们知道了应该怎样去搞调查,怎样去分析问题,怎样提出科学的建议方案,然后才有最后的决策。

   

区长由此知道当时淮海中路的全部商业面积仅2万平方米,日客流量为70万人次,商店的单体面积小,进深浅,商业的档次低,邻区黄浦、静安的外汇创收能力都大于卢湾。由此知道淮海路周边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万到12万人,而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同等地区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5千到2万人。于是改造有了目标,降低人口密度,是那一个时期我们心心念念的事情。

   

报告提出了改造中的旧城保护问题,淮海路改造从一开始就顾及到了保护和循序渐进,西段原则不拆,中段有拆有建,东段二级以下旧里多,就实施“成街坊”改造,但是市里明确为保护建筑的不动。这里还有一个技术问题,当时淮海中路两侧的道路都比较窄,会影响到将来的发展,必须拆了再建,以拓宽路幅。所以今日淮海路东段的路都比较齐整,而西段因为侧重于保护,汽车就没法走、没法停了。前几年政协开会,每年有委员提案:认为当时西段的改造规划保守了,没有考虑建足够的停车库,影响了今天的发展,要求改变。但是二十年前怎能预料到今日汽车之普及呢?也是众口难调。

   

报告提出了解决淮海路商业改造的筹资路径,就是通过土地批租筹措,利用级差地租获取建设资金,这在二十年前是悲壮的创举,在今天则是无知的滥用。今天用于吃饭旅游的土地财政,政府在二十年前是全部用于城市建设的。我们骑着自行车去和外商谈土地批租,绞尽脑汁,费尽口舌,让外商提前10个月把动迁资金先打过来,我们要利用这10个月时间赚出政府方面的投资资金来,艰苦卓绝。签约仪式上,我们大热天还穿着厚西装,因为就此一件。

   

重读那份报告,其实当时提出过要建设好八仙桥地区的,要增强其商业辐射力,后来被疏忽了。因为形势变化太快了,淮海路的土地批租一下子热了起来,东段的几块地几乎同步批掉的,批租权不在区里,区里只有执行权。而之前我们抛尽媚眼,就没有人肯来投资,和深圳一家集团都谈得差不多了,人家最后还是去浦东发展了。最饥饿的时候,突然又来了一批投资商,忙都来不及了,有谁会想到二十年后的城市更新问题?

   

当时想的是在建筑形态和功能上不能落后,禹鹏区长提出,淮海路商业改造,至少得在15年内不能落后。五年前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15年了,我们终于没有落后,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认识是循序渐进的,正如我们要求经济发展要循序渐进一样,现在我们可以去研究城市更新了,研究文化上的得失,但当时就连概念都没有,条件和策略都不允许我们兼顾得太多。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份报告是我们工作的蓝本,形势发展得很快,其中的许多内容早就变样了。当时还在用“外汇兑换卷”呢;当时还不允许外商涉足零售业呢;当时淮海路还是公有制企业一家的天下,谈私色变呢;当时的商业还是三尺柜台,没有开架销售呢;当时还没有个人产权房呢,动迁房还是租赁房,也没有货币动迁的概念呢。但是这份报告的研究方法和对行政决策的意义,影响是深远的。

   

淮海路改造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因为事先已经做足了功课,集中了当时可以集中的智慧,领导们科学决策,没有拍脑袋决定事情,一轴历史长卷就熠熠生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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