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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原本简单，技术出身的G做生意，被原合伙人算计，钱都被卷跑了不算，对方还倒打一耙，举报他虚开增值税发票。邻区经侦把他抓了，又因事小，交保候审给放了。
   
案子实在不大，G对虚开之事毫不知情，合伙人是大股东，虚开的收入也都进自己或亲属的腰包。具体购买发票的采购也供认，系受大股东之命行事。
   
然而大股东在举报后就出逃海外，G因为法人代表身份被抓。公司虚开增票，法人代表不能免责，看上去大股东是事先设计好的。
   
一开始，司法还公正，检方认为警方的侦查有漏洞，一次次发还补充侦查，然后G被“取保候审”，说明问题并不大。法院审理就更加了，这算什么案子？干脆要检方也返工。
   
谁知随后风云突变，大股东在海外放话：不惜代价，要让G吃官司。请了个神通广大的律师，还兼任采购员的律师，然后被关押的采购员改口供，指认是受G指使行事。
   
警察积极配合，对G的陈述不理不睬，还努力挖掘G的不小心处，一心一意要置他牢狱中。接着检方也与警察一致了，到了去年底，原先还公正的法官也变脸了。
   
法官的变脸很要命，原本明确宣布是“休庭”，同意让辩方律师继续补充证据，突然说要直接宣判了，明确递交证据的时限已过，不再接受对G有利的证据了。
   
G请的律师是大明星，一开始就作“无罪辩护”，还带学生一起旁听庭审，坚称G是无罪的。但经法官这一忽悠，他老人家也傻眼了。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G方的律师会诊，法官这是把G往直接责任人推了，一旦宣判，刑期5年以上。
   
幸亏我因为警方给G的新罪名推荐了个好律师L，我十多年的朋友，打官司胜多输少。
   
L律师虽不代理G的增值税案，但所代理的案子与之有关联，因此有质证权。她据此与法官力争，说不可以这样判冤案的。法官无奈，只能宣布改期开庭。
   
从法院出来，L律师也开始担心了。原本虚开增值税案有瑕疵，法院判不下来，警方和检方才又罗织了个新罪名，但让她给辩掉了，然后才又回到了原案。
   
她担心法院可能会硬判，让G家设法找关系阻止。
   
事情又回到了原点，一开始G来找我，就是想托我找关系。但我认为事情不大，最多承担点法人责任，而且天性不想求人，还劝G要相信法律，接受相应处罚。
   
直到这回法官跳开程序要直接宣判之前，G之姐来电紧急求助，我还坚持认为，公检法三家要为这样件小案穿一条裤子，概率很小。
   
一下子感觉到寒意，我低估制度之恶了，经过对手律师的坚强运作，三家被利益逐个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结果可能很不幸。我朋友L律师说，他们这样做，G得判5年以上。
   
那就太冤了！G根本不知道虚开增票这件事，法律证据都有，如法官利用规则不让再补交证据就判，要想二审再扳回了，难度更大啊。
   
遂让G家四处写信，法院，人大到处嚷，但凡做暗事的，最怕人嚷嚷了。
   
我则给几个在政法和纪检部门当头的同学写信打电话，紧急请求关注：莫让黑暗成真。公开相托：只求公正审判，莫让黑手胡来。
   
从来不曾托他们事的，这回是因为一个无辜者，一个家庭，相信他们会公道的。也算G还幸运，我的同学们，今年都到龄了。
   
嚷嚷果然有效，原本春节前已经要判的，一拖拖到昨天。中间补充调查了一次，L律师把证据都交齐了，并辩掉了些虚开的增票数额，G就承担法人责任，得了个缓刑。
   
靴子落地，就G家和他个人而言，一场惊恐结束。我则在宽慰之余，还是觉得暗淡，如没有几个同学的通道扬声，小民G有可能得到公正判决吗？
   
制度的漏洞，高高在上者是不可能知道的。对底层公民来说，只有充分的民主，约束权力者，生存才有安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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