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涉及一些医学话题，一些朋友说我改行不做医生可惜了。我也曾不止一次这样想过，很留恋自己的医学生涯。一直认为，自己最系统最扎实的学问，还是中医学，人生最好的学习阶段，我全用在中医上了。感觉已经如鱼得水，却突然急停转身，投身到别的陌生领域去，是有点可惜的。当年在同济大学读研的时候，外籍老师凯瑟琳在得知我原来是医生时，很惊讶，你怎么改行去读工程学了？我也回答不好，人成长在时代澄本清源的过程中，成长的轨迹大概就是非线性的。 我的中医生涯11年，其中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就有8年半，是一边学习一边搞临床的，其余几年时间里，也没有停止过自学和研究。28岁离开医学界时，职称已经在同龄人中领先了，而且已经发表过8篇医学论文，其中2篇发表在国家级医学杂志…

小同事的父亲胃癌手术后出现骨转移，医生建议立即化疗，同事向我询问。我说：“现在的化疗技术比以前的成熟，副作用也相对小些，但是治疗过程中的反应还是有的，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也还是存在的。总体趋势应是且战且退，得有思想准备。”同事问：“是否可以中医治疗？”我说：“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传统的中医应该无法抗御这种疾病。”同事很伤心：“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就是大病给人带来的不幸，不是一个新话题。只不过这种不幸，往往是在我们成长以后才会去面对的。我对同事说：“不能简单地说没有办法了，疾病的治疗价值观，通常和人们的生活价值观相关联。任何疾病，只要是可以治疗的，就是有办法的。医学的价值观就是，将治疗进行到最后一刻。每一项治疗措施，只要效果有…

昨天下午去宁波杜厂长处，西安世园会的LED照明类纪念品和“风能好运”长安花风车在他那里加工，今年忙得居然还没有去过一次，全靠小超哥在网上交流调度。不过有些问题还得当面互动的，昨天下午去了一次。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工艺交流得很成功，首批成品将在月底运往西安。这次的世园纪念品中，好像LED产品不多，我们的定价也不高，不知市场的前景如何？我是很希望能够为杜家父子好一把的。 晚饭在厂里的食堂吃，下午特地去买来的海鲜，清明节前的海鲜最好味道，工作又正好谈完，家宴的氛围于是很宽松。席间说起，这几天当地连食盐和酱油都买不到了，觉得情况有些夸张。事情肯定和日本福岛的核事故有关，但是过分的紧张显然也是有违常识和常理的，不知道囤盐和预防核污染之间存在着多少…

从小常见有人把“药渣”倒在路上或弄堂口的，听大人解释过意思，那是想人把疾病带走。小时候自己也倒过一二次，及到成年，特别是学医以后，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那可是种“损人不一定利己”的恶俗啊。但社会本该有“自净”作用的，恶俗怎会千年流传？虽说现在的“人心不古”，但讲礼义廉耻的古代为什么也会流行“倒药渣”呢？ 先师陈老苏生医生为我解了这个谜，告诉我“倒药渣”不是民俗，而是中医行业中的一种信息沟通方式。把煎过的药渣倒在村口或者路口，可以告诉过路人，村里有人生病，或许就有了预防传染病的意义，路人一见药渣就会避开的。但如果正好有医生路过，就会“内行看门道”，药渣的成分会透露病人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不会忽视有人生病的信号，而且很容易从药渣里看出病之轻…

一个老同学摔了一跤，手着地骨折，医院诊断为桡骨下端骨折。手术治疗，上一付进口钢板得全自费，需两万多元。老同学也是医界中人，这样的费用应该是公平的，她没有说什么，我听了以后却感慨无限了。 已经很久了，骨科医用钢板就一直是进口货的天下，费用也都是自费的，反正谁要治骨折，就得大“出血”。国产钢板真的不过关吗？其实质量已经无关紧要，社会观念已经形成，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都不会用，只有家里实在拿不出钱的才会用国产钢板。于是进口钢板的价格，贵得已经堂而皇之。 天下钢材之贵，可能就莫过于医用钢板了。其经营利润之高，使得很多骨科医生都辞职去经营医用钢板了，甚至他们还保留着医师的执业证书，还常常上手术台替骨折病人施术上钢板呢。一些大公司里，骨科医生的…

几年前，因有事约市某机关的一位主任吃饭。他临时打横先去别处了，我就坐在饭店里等。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彼此已很随便，晚来就晚来。不料一等就到七点半，我到楼下去接他时，车门打开，这位仁兄已经喝高了，我还来不及上一步去搀扶，他已在人行道上重重地仰天一跤，爬不起来。这下饭是吃不成了，我只能赶紧送他上医院。 就近去了一家三甲大医院，我扶仁兄一进门，预检护士问看什么科？我说不上来，还真不知道应该看什么科的？我还不知道这家医院的急诊室里到底设多少科？因为平素不去急诊的。尽管孔雀绿、苏丹红、三聚氰胺等已经把中国人民的化学知识大大地科普了一遍，但医学的门槛仍高。所以什么病要看什么科，要让病人来回答应该够呛，但事实上医院的急诊室一直在这样高科技地要求着每…

当年在崇明五七干校学习期间，一天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一宿舍沉睡的人。干校的总值班叫起了和我们睡同一宿舍的周老师耳语了几句，周老师马上叫我和另一同学穿好衣服跟他一起出去。 那时，我们常有紧急集合的训练，起床穿衣服的速度很快。但就两个人在深夜跟着老师出去，感觉有点新奇。我悄悄地问老师：“我们干什么去？”周老师说：“跟着我出诊，隔壁农场有人急病，我们现在马上出发。”总值班已经将干校医务室的药箱拿来了，农场的来人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我们几个打着手电，跟着来人出了干校，走进了夜幕覆盖着的田野。 进卫校已经一个多月了，医书还一本都没有碰过，医学课一堂未上，根本就是门外汉，所以对于跟着老师深夜出诊有一种朦胧的职业憧憬，感觉很来劲，兴奋得真…

在公社（镇）卫生院两个月后，就轮着我下放到一个大队（村）的赤脚医生医疗站去当赤脚医生了。完全深入到农村工作和生活，也是有一番滋味的。有点像知青插队落户，只是不用下地劳动，每天就是给贫下中农看看病，发个药，打打针。多出来一些生活上的事,因为没有食堂可以供饭了，我们每天得自己去买菜做饭，管饱自己。 一个点就我和我班那个最调皮捣蛋的男生两个人，因为我是班干部，老师规定我要和那个男生结对子，让他在整个实习期内和我如影随形。我俩一到医疗站，在当宿舍的偏屋里支好蚊帐，铺好床铺，马上就得整理锅碗瓢盆了。东西倒也齐备，前面的同学刚轮换走，生活用品保存得很完好。 每天一早我要先给蜂窝煤炉升火，从小就会的，不是难事。然后用一个大铝锅给注射器等医疗器械煮…

1976年“开门办学”在金山农村实习，一天，公社打电话让卫生院的值班室找我，从来就没有公社的人来找过我，我也不认识公社的任何人，谁会打电话给我呢？纳闷着拿起话筒，电话那头传来了急促的声音：“卫生院吗？某生产队的砖窑垮塌，压了人，请你马上组织一支急救队去现场组织抢救。来接你们的拖拉机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到。” 我正在班上，连忙找来轮休的国平，把医院的事交给他。再点了几个在班上的同学，紧急准备急救器材：如氧气袋、绷带、强心针、止血带和夹板等，带上血压计和听诊器就去楼下的操场待命了，动作绝对迅速。正好学校有行政领导来钱圩卫生院巡访，关照我不要慌乱，到现场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做口对口人工呼吸。我记住了，在院前的空地上对同学们作了简单的动员，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