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中医，不过现在真正的中医很少，喜欢就只是一种态度和记忆了。前段时间，有人呼吁废止中医，我以为是败家子言论，浮躁而可怜，可能他遇见的中医素质不高，但不等于中医学可以废止。当然，这种梦呓不睬它也罢。
中医曾经是我们国力的一个部分，当西方遇见热病，医生只能“放血”治疗时，中医早已使用了上千年的“君、臣、佐、使”（中药处方法则），而且还有针灸。当然先发的中医后来不敌现代医学的飞速进步，但不等于没有看家的本领。一生学习，对中医的投入最多，科班学习八年半，自修深研二年，从名师又五年。虽未读遍岐黄，也已大概框略，看病不多，谈不上经验，然而治验不少，大都因为遵循古训而然，这应该是中医理论的神验吧？
记录几个案例：
一、周鸣皋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系，是一个西医，原是我的老师，我留校后成为同事，但他任教务长，仍是我的领导，态度一直很凶的。
1979年，周先生自觉右胁有一块直径约2-3cm大的肿块。他不想去医院检查，在当时的条件下，查出来坏病是没有意义的。他知我在中医界熟，让我介绍几个名医开中药。我为他介绍了几位名医，病情依然发展，块更大了。周先生才五十多岁，经同事们说服，决定让我试试，当时我天天钻古纸堆，学校里都知道我肯动脑筋。
周先生说：“你试试吧，动动脑子，死马当作活马医”。我翻着《金匮要略》给他治病，才出校门三年，临床不多，只能用理论指导。“胁下有痞块，用大柴胡汤。”但已有几位名医看过，我不能再循常例。想到“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我认真查勘了原方剂量，把东汉时期的度量衡译成现代的“克”，惊奇地发现，其中柴胡要用到20克，远超其它药物用量一倍多。而我们的所学所见，柴胡常用量大都在9-12克。我眼前一亮，决定按东汉时医圣张仲景的剂量投药。
一贴汤药下去，周先生找我破口大骂：“你给我吃什么药？害我一天拉十多次”。我申辩处方中没有泻药，问是否病动？周先生猛然思回：“咦，右胁肿块似乎缩小，拉了十多次，精神反而好了”。大家都是医生，知道“药中肯絷，如鼓应桴”的道理，医患之间最高兴的是“病动”，就怕病不理药。
前后一个月的药下去，周先生的病好了，我也从此在学校里成为“神医”。由于周先生不肯去医院检查，所以最后我也不知自己到底治好了什么病。只能按中医的说法，治好了“痞块”。写成论文，发表在1983年的《河南中医》杂志上。
周先生至今还健在。
二、同事的邻居，患食道癌，未分化型，已晚期，放疗导致白血球只有几百，放疗也不能做了，医院让他回家。他女儿与我同事是邻居，托问是否可以给父亲用点麝香？可能无济于事，想尽点儿女孝心。
做中医的无法回答这问题，要看具体情况，那怕尽儿女心意，也不能帮倒忙，决定上门去看。骑了一小时自行车，到后一看，病人的舌头像猪肝，暗红，光滑无苔。败象已现，“劫阴了”，不能用麝香。我随口对病人说：“你一定口干，大便难解”。病人说：“是”。我随手开了点石斛，沙参之类养阴生津药，希望能帮他缓解些痛苦。
一周之后，同事来找我，不好意思地说：“想麻烦你再出诊一次，病人的感觉好多了，他相信你。”再次给药，依然是“扶正”之类的养药，病人一天天好转。不觉有三个月了，他居然可以做家务，带孩子了，精神完全恢复。于是我动心了，想挑战癌症，开始在处方加入有抗癌作用的中药。
情况开始逆转了，病人一天天地蔫了下去。我束手无策，只能召集他三个女儿开会说明：“现况可能是我用药改变所致，也可能是病本来就是发作阶段。如是后者，谁都无法回天，如是前者，我调整用药，或有生机。但万一不行，你们不可怨我，我本是来义务帮忙的”。因为中医有句古话：“人参杀人无罪，大黄救命无功”。我给病人用抗癌药，治不好没事，如果我继“扶正”不改，有可能会生事，所以有言在先。三位女儿通情达理，表示今天的疗效已不错了，信你治疗，决无怨言。
中医治癌原有“扶正”和“攻邪”两种不同的理论，而且扶正还找得到现代医学增强人体免疫力的证明，但实际上没有单独“扶正”，以补药抗癌的。但这次因有前辙，我果断决定“只补不攻”。病情很快就像几个月前好转了，转眼一年多过去，我每周骑车去出诊一次，信心渐增。
很快，喜讯传来，病人去肿瘤医院复查，GI
表明，食道有10cm以上的愈合疤痕，恢复超出预期。然而，病人的情绪出现反复，他想活下去，他看到了希望，想彻底摆脱病魔的阴影。一次他对我说：“张医生，谢谢你替我治病，但用药是否保守了，我希望你帮我根治”。说着拿出一本中药书来，他一味一味地对过，我的处方中没有一味是抗癌的，心不安。我大概地解释了一下曾经发生过的逆转和反逆转，讲了“扶正”的道理，坚持了自己的治疗原则和方法。
病情到底还是恶化了。几个月后，他终于吃不进中药，我也中止了出诊。过了一段时间同事又来找我，说病人已住肿瘤医院，快不行了，他大女儿想和你通电话。电话里，那女士哽咽着说：“张医生，我们对不住你”。我有些不解，本来就是友情帮助，何必客气。她接着说：“我父亲太执拗了，他想活，又找了个医生，同时吃两个医生的药”。我明白了病情再次逆转的原委了，那个医生一定是全力进攻。然后重蹈了我第一次的覆辙。她女儿说：“是的，我们劝不住”。她是记得上次家庭会议上我说的话的，所以才来对不起。
临挂电话前，她提了个要求，病人希望能再见我一面，我当然同意。骑车去肿瘤医院，病人已全身黄疸，腹胀如鼓，肝昏迷了。人在弥留之际，得知我去看他，还是睁开了眼睛，眼光中是道谢。知道这是回光返照，心中多少有点难过。
三、沈老太太，她的七女儿是我的老师，同样在以后成为同事。一次老太太感冒一个月不好，她相信中医，延我请中医治，未见效。老太太说：“要不张医生你试试看吧？”我没有推辞。认真研脉，老太太已八十岁，体虚气衰，感冒时间一长，即使实证也已变虚，如果就感冒治感冒，效果肯定会和前几位医生一样。我决定补“虚”，建议老太太不用吃药，就服人参汤，果然好了。
从此老太太成了我的“粉丝”，凡病一定要我治，要去杭州女儿家，也非得让我配上几付中药带去。她的家人笑了：“如今张医生给她喝白开水也有效的”。那是医缘。老太太九十岁时，生肺炎住院。家人愁她挺不过的，老太太还是执意要我开药，我如法炮制，不过这一次给她吃“野山参”。老太太又复元神，顺利出院了。以后我就成了她的私人医生，即使我离开医职，仍然在为她保健，直至她93岁仙逝。
四、莫干山上，1980年夏，我因获得上海市教育系统先进，被安排去莫干山休养。一百多人的休养团有七、八十位是同济大学教职员工，另外就是十多个中专教师。
莫干山疗养院全是别墅，我住82号别墅，两个人一间房，很舒坦。初次享受公费休养，山上风光如画，我们玩得十分尽兴，还有价廉物美的西瓜吃，当时上海供应匮乏，我们每个人都买了几个。不料出了问题，由于贪嘴西瓜，加上室内外的温差大，在外满头大汗，回房间冲凉，水是山泉水，只有16℃。很快有大批人病倒，发烧、上吐下泻，全团一百多人，竟有七、八十个病号。
重病人被救护车运至山下医院治疗了，其它人只能靠疗养院的驻点医生给点药吃。医生是上海二医大派去的，因为病人太多，我去帮忙。医生告诉我，已经没有药了。我说可以用针灸，他说没有带，我把随身带的给了他。但是生病的人实在太多，针刺也管不过来。
我建议医生用草药，当时的医学教育强调“一根针、一双手、一把草”。我从疗养院的厨房里找出了全部的生姜和桂皮，并去山上采集马齿苋、紫苏、藿香，一会儿就采了一大桶，洗净后合着生姜、桂皮煮。医生连夜把热汤给每个病号送去，很快病情就控制了，不再有病号送医院，很多轻病号第二天就康复了。
五、儿子的病。儿子早产，幼小体质羸弱，吃得很少。出生第十五天就送医院，有哮喘，以后每月两次患病，一流鼻涕就咳，一咳就喘，每次都这样，无法阻截病程。六个月大时还住院一次，都是呼吸道感染，我开过中药，从未见效，只能上医院，但医院也不顶事，每次得灌肠等折腾才缓解。
儿子二岁的那一次，病发得猛，去中心医院观察，常用药都无效。医生说用先锋霉素，我不同意，妻子是药剂师，也不同意。过早使用好的抗生素，以后如有急需，就叫不应了，哮喘毕竟是小事。因为不配合医生治疗，医院遂作自动出院处理。
回家后儿子坐在床上，不能平卧，面色憋紫，“三凹”现象严重。呼吸时，气管像青蛙叫声般地鸣响。看着儿子受苦，我的心情难受又无招。几小时后，突然来了灵感，《金匮要略》哮喘篇中有“喉中有水鸣声，射干麻黄汤主之”。
急忙翻开《金匮要略》，有了治疗周先生的经验，我仍先检查原方的“药量”，查东汉年间的度量衡。一查又是吓一跳，其中的“细辛”用量居然有9克！中医都说“细辛不过钱”，即用量不能超3克，连如今的药典中也是这样规定的。但《金匮要略》的原记载用量居然超过我们常用量的三倍！另外五味子也要用9克，超过常用量二倍。
我兴奋了，决心一试。此时我虽已在区委组织部工作，身边还有处方，原方原量地用了“射干麻黄汤”，在“细辛9克”的旁边特地加盖了医生确认用量的签名章，去鲁班路口的中药房里配两贴药。然而药剂师拒绝，理由是：细辛过量，且孩子只有二岁。
我说：“我就是处方的医生”。他说那也不行。我说：“我还是孩子的父亲，而且按规定在超量的“限剧药”旁签名确认过”。药剂师在犹豫中同意了，没有父亲肯害儿子的，何况父亲就是处方医生。我要求药剂师一定要仔细称量，别随便估估，因为药量重，怕随便撒撒量过头。
回家按汉朝时的方法煎了一帖，自己先试过无毒。因为儿子尚小，先给服三分之一，然后紧张地坐在一旁观察。奇迹发生了，服药二小时后，儿子的哮喘平复了，可以平卧了，脸色转红睡着了。我无比兴奋，过了四个小时又给服了三分之一，竟然全好了。遂把余下的那三分之一和另一帖药全扔了。
事后老师和同事们都认为我的胆子太大了，但我不认为，依据的是汉简的记载。中医有好多戒律都没有试验或实践证明。譬如，服人参不能喝茶，人参和萝卜作用对消等。往往人云亦云，没有人证明过，我都试过不碍事的，所以凡有人问，我总说没关系的。
几个月后，儿子又哮喘了，这次我主动先用中药，但细辛不敢再用9克了，只用了4.5克，不料病不动。只能再用9克细辛，果然又是一帖药，从此儿子再也没有发生过哮喘。我家是过敏体质，姐姐一辈子哮喘，儿子在二岁时就除了病根。
六、无名女。1983年的一天，我在学校教书，突然接到内科徐医生的电话，他毕业于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医学院），是我校的西医内科老师，按规定每年要去临床。
徐医生说：中心医院急诊室里有一败血症病人快不行了，病情很怪，但反正所有方法都用尽了还没有效果，他建议让我去试试，医院同意，请我马上去。
这是我的第一次会诊，小医生有大会诊是极有意义的事。骑车到中心医院，看那病人，女性，26岁，面如死灰，表情淡漠，血压为零，体温36℃，白血球正常，但血液中全是脓细胞。病人已滴水不进，气息奄奄。年轻的丈夫在一旁无奈地悲伤。
“医者，意也”，我觉得她有救：
1、生活在农村，很少接触抗生素，居然连当时王牌的先锋霉素都叫不应，肯定不是细菌耐药，而是体内的免疫系统崩溃了。
2、人年轻，平素体健，为什么会免疫系统崩溃，如是细菌毒力，抗生素应有效，肯定是其它因素，我问此前是否有过中医会诊，医院说有过，我一看方子，果然是大剂量的清热解毒药。很多医生不动脑子，一听败血症就大剂量的清热解毒药，不考虑西药的抗生素已经在执行使命，你一掺和，反而伤了元气。我当即要求停止再用此中药，医院然诺。
3、用中医本元的方法，如果在唐朝、在宋朝，没有血压计、体温计、没有化验，我看到了什么？必须忘记细菌、忘记免疫、忘记休克、忘记败血症。我看到的是一个滴水不进、气微脉弱的垂危病人。“得胃气者昌、失胃气者亡”，怎能再用清热解毒的苦寒去败胃呢，雪上加霜。
我开了一剂“补中益气汤”，嘱病人家属去买一根真正的人参，当时常以党参代人参，但此刻不可代，家属当然同意。我用的量很轻，气将息时如火将息，不可猛吹，只能微呼，药量是常人的三分之一，于阴阳之间调气。反正西药的抗生素，升压药不会停的，我只需配合“扶正”，意在扶助免疫系统。
几天以后，我问徐医生，我的处方效果如何，徐说：很奇怪，经鼻饲服用后，体温升至39度，白血球也跳至两万，血压也对升压药有了响应，上去了。医院有了转院的机会（休克时不能转院），病人最终在三级医院确诊为骼窝脓肿，由此导致败血症、休克。手术切除脓肿后，康复。
此事使我对中医的体验加深，中医学博大精深，只是很多中医没有用心，没有坚持中医本身的特点，片面地受了西医的影响，中药西用，反而不如西药，由此受人攻讦。离开医界已二十多年，此辈再也不会行医。记录几则自己的实例，证明中医学的伟大，也给未来的学中医者一些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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