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李总患胰腺炎，急诊治疗后请我开中药调治。因我早已不是医生，处方得找业者转一下才能生效，李总知道中药房里有坐堂医生，付上几十元可转方的，我就欣然玩了一票。
有一次李总取药回来，欣喜地告诉我，药房里那个抄方的老中医认识你。他问：“处方的是不是曾经搞过房地产的那个张建君？”李总说是。但我觉得奇怪，我随手写在一张信纸上的处方，怎可能知道就是我的名字？回神后脑中一亮，那是他？随即问李总，那医生是否姓陶？李总说是的。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还是区中心医院中医科的实习生，常有一个姓陶的厂医来医院看望我的带教老师。他非科班，靠自学上进，我们彼此虽无深交，却有好感。我毕业后，上海中医学院招师资培训班，说是不拘一格招人，我也蠢蠢欲动了。
“文革”刚过，百废待兴。上海中医学院师资不够，一下子又来不及培养，只能向社会上招。当时的中医有很多人没有专业学历，所以招考也只能不拘一格，只是这“格”对于刚二十出头的我来说，却是存在的。当我看到公告去报名时，被报名处拒绝了，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不让我报名。我去找了院党委，认为这样不公，请他们解释“不拘一格”的意思，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报名？那里也是一阵敷衍，我只能悻悻而回。
一天门诊时，陶来医院向我借《中医学基础》，说要备考中医学院师资班，他没有书。我惊呆了，还真的不拘一格，不是正规医生，没有学过中医的都可以报名，怎么就我不能报名了？至少当时我在区里的青年中医中，中医考试成绩一直保持第一。
陶闻说我报不上名时也很惊讶，他说：“报名很松的，你如去考，必进无疑”。是的，这才冤哪。区里的任何中医考试，我一直是第一，此后1978年的全市统考也是第一，后来进中医学院也是第一名。但那次就是不让我报名，可能因为我年轻，更可能的是因为我没有后门，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我把书借给了陶，几个月后，他果然考进了。再过两年，我考进中医学院当学生，他已经成为了老师。自从他把书还给我以后，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三十年过去了，陶居然能从一张偶遇的社会处方中认出我，我也能马上想起是他，应该是种缘份，更是中医的“玄机”，中医处方有自己的同道密码，那就是处方套路，每个医生不一样的。
我离开医界二十多年，处方风格还是早先的规范和工整，而如今有此特征的中医不会多了，陶可能就是这样看出来的，而我认为能够看出我处方的陶，也一定就是他了，因为曾经彼此心仪，三十年后禅机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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