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暑假，我和新婚的妻子去安徽九华山。从上海坐船到池州要一天两夜，清晨5点下码头，立即赶去长途汽车站买票。七点钟开始售票时，窗口宣布今日从池州去九华山的车票已经售罄，只有隔日再买票了。经过片刻的失望之后，我决定去碰碰运气，反正等着也是等着。
车站里黑压压的都是没有买到票的游客，其中不少是上海人，我和他们沟通了，得知大家的价值观相同：在池州多待一天既耗时又耗钱，如果有包车，就是车票翻倍也愿意。掌握了十几个基本群众，我就去找站长了，要求他加发一班车，我们包车！
站长懵了，他从来没听说过乘客包车，自然一口否定。还是计划经济年代，一切都有计划，班车是计划中的班车，哪有计划外的包车？天方夜谭！站长看着我，是一脸的不屑。
我不依不饶，对站长陪尽笑脸，费尽口舌。从旅客的“出门难”，到他们的“为人民服务”难；从售票厅里秩序混乱，到他们最终还得送我们走的客观；从“实事求是”的观念到“解放思想”的破题，极尽软磨硬缠之能事。我说您就发个直达九华山的加班车，我们可以按全车满员计，付来回的车费。而且回程他们自己还可带客，何乐而不为？
良久良久，站长被我说动了，同意加放一班车，但我们要付来回的车钱。我当然没有意见，兴奋地站在车站的长椅上登高一呼：“去九华山的到我这里来买票！”响应者众，一会儿就筹齐了全员的来回车费。事后才知道，这其中有许多香客，是专程去九华山敬香的，我这样算是结了缘。
终于，我筹划来的加班车在一车人的欢呼中成行。因为路上不停站，比常规的早班车还要早到，九华山尚未开始售票，我们多付了车费，却省了门票钱，正好相抵。当日游遍九华山，还去了天台，那时还没有索道，但我们年轻，体力还行，两天的计划一日就走完了，第二天就准备去黄山了。
清晨4点就赶去车站买票了，自以为已赶早，却排在了第8位了。因为有了昨天的经历，我事先已与昨日同车来的两个中科大学生商量，让他们去买隔日票，我买当天票。大学生说，如果都买到了怎么办？我说那就退掉隔日票，最多损失点钱。
布好阵，我安心等待5点半的车票开售。果然又是没有当天票卖，喧喧嚷嚷中，我前后的人群都拥向一边的隔天票售票窗口去了，只剩我一个人悠闲地和售票员搭话。售票员再三告知无票，我若无其事，反正隔天票已有安排了。约过了半小时，售票员突然问我要几张票？我说4张。她说：“正好还有5张保留票。”就给了我4张。此时，就我一个人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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