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会想起乡村教师，他们的职业，于我看是一种精神，一种令人尊敬的志愿。小学一年级在宁波读，正逢自然灾害，上海没东西吃，外婆就把我姐、妹和我三个人带去乡下了。那里还是世外桃源，丰衣足食，刚到家的那一顿午饭，饿慌了的我，一气吃了三碗土豆煮饭，从此开始了两年无忧的童年生活，且在乡村小学童蒙初开。
老家是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只有初级小学。我上学的时候，一年级16人，二年级9人，三年级9人。四年级就得到镇（那时叫公社）上的完全小学去念了，走一里路。说是小学校，实际是宗族祠堂的偏屋，一大间，正好放四排课桌椅，是村里的木匠自己打的，一年级两排，二、三年级各一排。
教室里没有电灯，木制的窗户没有玻璃，所以冬天关窗时比较暗；没有天花板，可以看见头顶上排列得很整齐的瓦片，下雨时，雨声滴答清晰。教室前中央有一块黑板，三个年级共用。黑板边上有一扇小门，通向老师办公室。前半部是办公室，后半部是老师的卧室，再后是老师做饭吃的灶间。
老师就一人，兼校长，是邻村人，差五里路，所以住校。每天上课到第三节课时，会有一个三年级女生走进黑板边的那扇门，替老师去烧饭。老师一早就把米淘好下锅了，女生只需在灶膛里升火就是，大家轮流。在我们低年级学生看来，能够在上课时离开课堂替老师烧饭，真是荣誉。中午回家吃完饭再来，见老师饭碗未洗，会抢着去学校对面的水沟里洗了。
教室门口，是村里一块晒场，秋收时晒谷子用，平时就是我们的操场了。每天早上照例是要升国旗的，没有音乐，大家一起唱国歌，在童声的稚唱中，国旗就升上了毛竹竖起来的旗杆，飘扬在乡村湛蓝的天空上了。
老师姓张，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敬业而全才，一个老师的学校，他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天语文、数学，三个年级分开上，每节课一个年级授课，其它两个年级做习题，秩序井然。印象中，我们没去注意同教室中其它年级上什么课，低年级听不懂高年级的，高年级也不屑听低年级的。
音乐、图画、体育课是三个年级一起上的。图画课时，老师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房子和小人什么的，我们跟着在白纸上画；体育课是练队列操，偶尔玩玩滚铁环之类的游戏；倒是音乐课来得神圣，老师把办公室里的那架旧风琴拖到教室里，吱吱呀呀的琴声使我们充满了好奇，原来他还会这一手？歌声从破旧的教室里飞出的时候，乡学就有了一种特别的美丽。
老师的教学很严格，手上拿着根用毛竹削出来的教棒，食指粗，约五十公分长。规定默错一个生词，打一下头；算术错一道，打手心一下。打的时候，学生把小手摊在课桌上，老师板着脸，很疼地给一下，还不许哭，哭的就追加。记忆中，就一个人哭过，是二年级的一个男生，那天他哭个不停，当然老师也就打个不停。凭心而论，那根棒还是有效的，整个一年级中，我就挨过一下头，一下手，疼痛使我绝对不敢造次。
老师的教学并不落后，当时上课都讲宁波话，就我们一年级的时候，他开始改用普通话授课。我是上海人，学讲普通话比宁波孩子容易，所以后来中心小学搞普通话比赛，老师就单独带我一个出去比了。在相隔五里地远的黄土岭小学，比的是课文中的内容。我站在中心小学礼堂的舞台上，闭着眼睛，大声背诵着：“滴答、滴答，下雨啦！……”。
亏得他用普通话教学，教育也抓得紧，小学二年级我转回上海插班读，语言和跟上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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