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正在同济大学读研二，学校给每个英语班配了一名外教。英语班是按学员的英语学习能力混编的，我编在88级4班，新来的外教是凯瑟琳，来自澳大利亚悉尼。
初识面时，凯瑟琳给我们的印象很一般。虽然金发碧眼，但是人高马大，看上去快四十岁的样子。她人很随便，第一堂课就调侃上海的天气太冷，害得她一到上海就去买羊毛衫，但买到的却是澳毛做的，又说上海的公交车特挤。虽说这些都是实情，但一见面就说这些总让人感觉不爽。特别是外国人说的时候表情还特丰富，尤其在提到澳毛时，那种表情，绝对很沙文的。
就这样足足讲了二十多分钟，然后上课了。只见她拿出一大叠图片，一张一张地举起来让我们跟着她念“mountain.”“sheep。”这可是小孩子初学时的见图识字啊！我们的英语水平再菜鸟，好歹也是研二呀，就这样老不情愿地跟着她念了两节课。下课后，她高高兴兴地走了。我们学生都不快活，这叫读什么书啊，以为我们是丛林中的印第安土著？
外语系主任来调查凯瑟琳的教学水平，我没好气地说了她把我们当白痴。主任了解情况后笑了，说外教初来，不知道的，系里会和她去沟通的。果然第二次就不一样了，凯瑟琳逐个和我们交谈，问我们姓甚名谁，原来是干什么的？不过这一问竟让她感到胸闷了，我班上有好几个同学以前都是工程师，凯瑟琳不明白，已经是工程师了为什么还要来读书？
问到我时，我回答以前是医生，她就更加不明白了。“当医生的干吗还要来同济念工程？”我一笑，说是“喜欢。”她若有所思，然后告诉我，她父亲也是个医生，是悉尼有名的胸外科医生。从此以后，凯瑟琳慢慢地就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凯瑟琳是根据中澳文化交流协议来华授教的，为期半年。外语系为了帮助我们提高英语听力和口语水平，建议我们周末带外教出去玩，也解决她们对上海的了解和周末无聊问题。
我们当然乐意，我做了一份详细的计划报外语系，系主任很满意。从此，凯瑟琳在每周末都跟着我们游山玩水逛大街，她的几个女同事都一起来的。由于我是外教休闲计划的执行人，而我又是她班上的学生，她在外教中总有些面子感，因此笑容一直很灿烂。
第一次我们去的是宝山农村，参观农民家庭，吃农家饭，她们好开心。在农民家里，她们最不理解的是窗户上安装的防盗铁栅栏，问我这是干嘛用的？我显然不好意思说是“防盗”的，因为人家看不出这地方还有什么可以被盗的，而且中国人的面子上也挂不住。我灵机一动，说是为了预防小孩子爬窗翻出去，安全第一。她们若有所思地点了头。
以后又去真丝内衣厂、公园、种植场、东台路古玩市场，我们一次次地带她们去，东台路的商贩们以为我们是翻译，一个劲地招呼我们，也蛮好玩的。但我没见凯瑟琳她们买过什么东西，她们也很节约的，连请个佣人也几个人合起来请的。
慢慢地，凯瑟琳对我们敬重起来。她发现我们很活跃，很开放，从不拘谨，可能和她们原有的印象大相径庭。特别是我们将每次活动都准备得很精致，一天出去做几次事，什么时候做，都很明确，每次都很准时。特别是每到一个地方，总会有人准时来接，随后的参观访问也很流畅，她们几个就对我们刮目相看了。其实她们不知道，这些正是我们拿手好戏。
凯瑟琳老师变文静了，笑容很温馨，上课也很卖力。我们的进步也是明显的，周末的出去渐渐地也没有外语系的老师陪了，本来系主任担心我们间的沟通可能会有问题，后来发现我们的英语水平低但适应性强。一次在菜场里，凯瑟琳指着冬瓜和长杠豆问是什么？我问系主任，她说英语里没有这些个单词，西方人不吃冬瓜和长杠豆的。我说，那我就编给她们听，英语也可以有外来语的。我就用中式英语编了冬瓜和长杠豆的单词，系主任说也对，我就和凯瑟琳她们比划开了。和她们在一起时，我们几个同学一直嘻嘻哈哈的，她们反而显得内向了。
有一次在大观园参观，凯瑟琳问我：“Jim，你那么努力学英语是为了什么？”
我好奇怪：“没为什么，就是读书啊？”
“听说中国人读英语是为了去国外，你不是？”
“我当然不是，中国人这么多，去国外的毕竟是少数，我就是只准备在中国干的。”此刻，我从凯瑟琳的眼中看出了敬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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