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今天上海人去新加坡旅游学习时住在哪里？1992年10月我们去新加坡学习时住在“小印度”。顾名思义，这是印度特色的社区。
不过，平时也没有见到有多少印度人的，大多还是新加坡当地华人。只是在旁边的一条大街上，时不时地可以见到成群结队的印度人在街头聚会。间或还可见到几家印度餐馆，标志性最显眼的是这条大街上的店招，路牌全是英、印双语。
“小印度”在新加坡应该是低档社区，光看外貌和出入人的层次就可以判断出来，但初到新加坡的人大多是不知道的。或许因为那里的房屋租金便宜，以前中国人出访新加坡或者到新加坡学习，基本都是住在“小印度”的，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还穷，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我们洋荤初开，什么都不知道，人们把你扔在哪里就是哪里了。
正是淮海路商业街大改造之初，市人事局联系了新加坡的一家教育机构，以卢湾区淮海路商业系统的负责人为主，外带徐汇区的第六百货和南市区的豫园商城的负责人共30多人，共同组成“上海市商业系统赴新加坡学习考察团”。因我正负责淮海路的改造工程，所以我担任团长。市人事局的一位处长和区人事局长任副团长，去新加坡学习考察21天。
学校安排我们住在“小印度”的简易旅馆里，也就是三房一厅、二房一厅的几间。院方大概不知道我是团长，将我安排在一间暗房里，而且这间房的空调也是坏的。有人提出和我换的，但我不好意思。都是自己人，总不见得我不能住人家能睡？算了，当时人也不骄，家里也不装空调的，挺惯了。新加坡一直是260c—310c的天气，应该没太大的问题。
通常人们去新加坡旅游也就一二天，走马看花，欣赏的是主旋律风光。但像我们住21天，角角落落的也都看遍了，很快发现，这里是红灯区，而且是低档次的红灯区，隔壁的一条街就是新加坡最廉价的妓女一条街。清一色的堂子像军营一样排开，一间连着一间的有几十间，很成规模，中间也没有其它业态的商店。
新加坡的妓女只要有执照就是合法的，领执照交税，还每月强制体检一次，也算是正当职业。政府规定，除教师不可以去消费以外，其余的职业，包括公务员是不禁止去消费的的。由此，新加坡几乎没有性犯罪的。
我们是无意之中发现这条街的，也不担心团员们会去消费，感觉上实在太脏了，而且语言不通。那时候，他们大多讲英语或马来语，还有印度语。无意中发现，我们住的旅馆也是家情人旅馆。
一天夜里，因为屋子里闷热，汗出了一身又一身，实在睡不着，就去楼下的人行道纳凉去了，旅馆老板也坐在下面，还有一条大狼狗。这家旅馆广告上说有“24小时保安”，我们连一个保安的影子都没看见过。一个礼拜过去后，才明白这个狼狗就是“24小时保安”了，也是创意，学了一招。
半夜时分，旅馆门口来了几辆的士。下来三对华人青年，三个男青年找老板开房去了，“保安”和我在一边冷眼旁观。三个姑娘也漂亮，叽叽呱呱地在用上海话交流，她们根本没想到在新加坡的半夜里，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还会坐着一位老乡。她们一下车就打量过四周和我了，肯定认为“保安”和我都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话的，所以肆无忌惮。
第二天上午，学校里安排我们去鱼尾狮公园自由活动。几个同伴去拍照了，我一个人留在鱼尾狮像处。很巧，那边姗姗走来四、五个年轻姑娘，一看昨夜的那三个姑娘也在其中。当年，在新加坡要认出上海姑娘是很容易的，因为新加坡的姑娘实在太难看了。
这几个姑娘也在叽里哇啦地拍照，她们显然也认出我来了，但没介意，就在我旁边拍照不停。突然，远处的同伴大声叫我过去拍照，我应了一下。突然间那三个姑娘一起愣住了，盯着我愣了。肯定在想，“怎么这个人是上海人？昨晚？”说时迟，那时快，她们马上象一群小鸟一样地飞走了。此刻，我也有点尴尬，她们一定认为昨夜我也在那里Happy。
然而尴尬的事接二连三，先是和当地商会等名流交流时，人家问我们住哪儿？我们报的路名人家都不知道，再点一句“小印度”，人家的表情都是怪兮兮的。我们心里明白，但无奈。那种感觉，就像进城打工的民工被人瞧不起一样。
愤怒终于在我们的内部爆发，一部分女团员要求我召集一次特别会议，她们有话要说。会议上，她们激动地抗议将我们安排在红灯区住宿并且住在情人旅馆里，原来她们也知道了。她们要求我换地方，认为住在这里有辱人格，也有辱国格。作为女人，从这地方走出去抬不起头来。
其实我早就和校方交涉过，但校方说他们的钱已付完，换地方要有很大的损失。就连我这个“团长”的房间空调坏了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几十个人集体大挪腾是不可能的。我说明情况后，那个最激动的女的要求我向我国大使馆反映，要求援助。天真，大使馆还管这事？我说，在大使馆跟前，你我一样，你去吧！她们又不干，只是向我提抗议。
其实我才是最不爽的一个人，你们大家每个人至少晚上能睡个好觉，我每夜几身汗，要冲几次凉。国家穷，而且因为刚刚开放，一层层剥皮赚钱的还真不少。我们交的钱不少，每人好几万，但人事局就不赚啦，那个随团的市里来的处长他们出过钱吗？我是不知道的。我这个“团长”是挡箭牌，那个处长才是真的团长，是他们组团的。但此刻，只有我一个人扛了。
终于，我生气了。我对那几个吵的人说：“你们要脸，我就不要脸？你们要尊严，我就不要？没有钱换地方！如果谁有，请拿出来，我们换地方！或者你们谁有本事让国内电邮美元来，我们住好的。回到上海，我负责报销。你们以为光我们住红灯区？前几天，我们区的区委书记来新加坡，旅行社安排的也是小印度，只不过是三星而已。”
当年，是没有人拿得出美元来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其实，抗议真的是多余的。回国的那一天，陪了我们21天的班主任在车上告诉我们，新加坡全城都是红灯区。那些阳台上挂着红灯笼的都是，妓女做得好的后来都单干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标志。我们只不过住在档次最低的小印度而已。
回国后，那个女的向区纪委投诉了。当然她不敢说住在红灯区这件事，因为区委书记也住。她说我团有一个人有一次晚上2点回来我不管。我对纪委书记说，那是因为他迷路了。我坦率地向书记说：因为住在小印度这个红灯区，我有本钱说话。中国男人绝对不可能在小印度消费，那个地方实在脏得恶心，令男人无欲。
看着纪委书记将信将疑，我建议他去问问区委书记，他也住在小印度，就这样过了。
以后又去过新加坡，小印度却是再也不会去了。但那个“保安”和三个上海姑娘的故事却很有情节，让人记住了小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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