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深圳的初识始于和宝安集团的一次谈判。1992年，淮海中路大改造刚启动，深圳宝安集团有意参与淮海中路139#地块（今大上海时代广场东楼）的开发，已与我们的九海公司筹建处接触过。周区长闻讯大喜，此后在他的工作报告中，淮海中路改造就多了一张“中华牌”，其实就是指宝安。
当时我刚任区重大班主任不久，对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业务还不甚了了，九海筹建处正好是我直辖的实体企业，与宝安的项目谈判基本由他们实施。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区政府决定派团去深圳对宝安集团实施考察验证，同时也显礼貌和重视。
考察团由陆副区长率领，我和九海的老总任副领队，取道广州。因为陆副区长原任上海驻广东办事处主任，兼辖驻深圳办事处，此行不仅仅为和宝安谈判，也有让我们几个“巴子”开开眼界的意思。当时上海搞建设还没经验，需要到广州、深圳开拓视野，学习经验，所以在上海驻广州办事处住了两天。
当时的广州远比上海前卫时尚，形形色色的新潮服装、食品和电子器具让我这个初到南方的上海人眼花缭乱，兴奋异常。第一次在广州的茶楼里饮茶，喝的是“菊普”，第一次在广州实地领略生猛海鲜，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连街对面那树盛开的红棉花也让人顾盼流连。
陆副区长说：广东人叫上海为“北佬”，我想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到广州，我们就像是刚从农村出来的人，见啥都新奇。
然后凭边防证去深圳，宝安集团很大，我长期在党务部门工作，没接触过什么企业，宝安应该是我平生初次接触的大集团了。
陆副区长让我陪着他和宝安的董事长聊天，让九海的一批哥们和宝安集团的业务人员谈判。他告诉我，真正当老板的是不介入具体谈判的，就是老板和老板一起谈笑风生。我初出茅庐，自然言听计从，果然，宝安的老板也就是一直和我俩笑谈，无涉业务。
晚饭由宝安请客，“老板”们依旧无关痛痒地说笑着。双方的谈判代表也入席了，各自向自己的老板耳语，似乎脸色都不好看，谈判的火药味一定很浓。然后，陆副区长很轻松地和宝安集团老板交换意见，对方也很大气地挥挥手，好像双方原先僵持的问题化解了。于是双方谈判代表立马退席去一边谈条款了。陆副区长对我说：“谈判就是这样的，什么事情到老板手中就容易解决。”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学习啊，隔行如隔山，我得抓紧时间翻过这道山。
晚饭后，宝安请我们去看歌舞表演，我又是第一次，坐在长桌边有些拘谨。陆副副区长显然久经沙场，让我放松，喝点XO，听歌看表演，我却什么都没听进去，眼睛只是盯着宝安的几个接待人员看，学习人家的接待之道。
第二天，陆区长就和宝安集团初定了双方合作意向的原则框架，我们算是大功告成，大伙喜气洋洋，这毕竟是淮海路改造中第一个走出上海的合同。下午，坐船澳门环岛游。在船上，肉眼可见澳门的建筑和车行，凭多了无限想象，没有回归的国土，只能在远眺中相思。当地的旅行社也赚够了爱国主题的钱，内地来深圳者几乎很少有人不去澳门环岛游的。
第三天一早去的沙头角，通行证是陆副区长通过在广州的关系搞的，有些难，但他在那里的人脉广，没问题。陆副区长有经验，让我们早去。果然，天还没亮，出关处已经是人山人海，全国各地来的人早已排起了长队，那境况，很像我们在“文革”期间早上去菜场排队买菜。这时候，心里突然泛起一阵悲凉来，不就是去踩一脚“中英街”吗？不就是去领略一下边缘的港风吗？怎么都是如此的激情向往呢？
我们出关的时候，迎面都是进关的人，都是大包小包，大多是力士香皂。陆副区长和我一起挤着，告诉我，这些都是做生意的广州人，中英街的商品便宜，他们贩过来卖。他对我说，去中英街，一般就是买些香皂、口香糖之类的，也有买黄金首饰的，我心中暗记。
一到沙头角，秩序立刻井然。天色早已明亮湛蓝，我突然想到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立刻暗笑，这不还没解放吗？走到中英街，在界碑的那一侧的石板路上狠狠地踩了几脚，想想昨天只能“抬眼望”的澳门环岛游，深情地用足吻了祖国的领土。
然后依陆副区长的指导也去买了一打力士香皂，回去送人，还买了绿箭口香糖和海苔，这些在当时的上海都还没有。在金饰店里，挑了最便宜的K金小挂件，给老婆买了两件，也算是首次跨出境留个纪念，项链戒指还买不起。
到沙头角也就是采购了，并无观光的景点，钱包减负之后，看见陆副区长正在一边坐着喝饮料，我也凑过去买了现榨的芒果汁喝，当时上海也没有的，也算开洋荤了。午饭好像是买个面包打发的，还没有可以在境外吃饭的可能（一年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国外的餐厅正常用餐了，经济形势变化很快），私人没有实力，公款没有出处。
从容回到深圳，按计划准备第二天去珠海参观，细心的陆副区长却发现我们的边防通行证上只填了深圳，没有填珠海，粗心的九海行政部想当然地认为深圳可以通珠海。我们都不懂，但陆副区长知道不行，那是各管各的。眼看着珠海去不成了，驻深圳办事处无权办理，当地的警方又不能给我们办。本来是本区公安分局办理的，很方便，出了远门就难了。
本区公安建议我们自行在边防通行证上加上“珠海”两个字试试，于是我赶去文具店买黑墨水，仿着笔迹填了。或许是做贼心虚，或许就是天意，在我们过关时，边防的那个中尉只顾着和一旁的一个女子聊天，没有细看通行证，一一都放过了，偏偏遇上最后一个我时认真起来。他发现笔迹不一样，认定我是加的，不由分说，拦下。
我向中尉解释了，因为下面人漏填了，我区公安让我自填的，他可以去核实的。但他才不管呢，照章办事没错。我不敢说是集体行动，怕就此一锅端，有一个已经“混”过去的副区长被揪回来，样子会很难堪的。这时，已经过关的大伙儿见我被拦，都欲折身返回，毕竟我是他们的领导，又是因为他们的过失造成的。但我连忙摆手，让他们别回头，保护领导要紧，就怕大伙儿一起被揪回来，他们才一别转身去。
中尉就从我的表情上读出异样来，立即问：“你们一起多少人？”我说就我一个，转身就离开了。他将信将疑，回头看看并没有人在注视我，也就作罢。
这一天。我独自流浪深圳街头，在人民路桥下，被一个卖药的江湖骗子骗去了300元钱。其实，我已经知道了这是骗术，但高明的骗子施展的心理张力使我无法摆脱，只能掏钱，人在江湖，不敢多生是非。心里郁闷，回旅馆睡大觉去了，等大家晚上从珠海回来。
第一次去深圳的旅程就这样过去了。回沪以后，已经谈妥商务条件的宝安集团一直没跟我们再联系过，我们也没有去问过他们。见多识广的陆副区长说：“大生意是两厢情愿的事，勉强不得，问也是多余的。”半年以后，有消息传来，宝安和浦东新区签约，建造宝安大厦。据消息说，宝安认为浦东的土地要比淮海中路的便宜。
又过半年，淮海中路土地批租全面启动，很快就一地难求了。原先和宝安谈的139#地块以及西侧的138#地块一起批租给了香港九龙仓集团，我代表沪方签订合同，建造的就是大上海时代广场。深圳回来几年以后的1995年，周区长调任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宝安这张他一直心心念念的“中华牌”最终还是被他抓在了手中，但彼时他可能已经不感兴趣了。
我们第一次去深圳的时候，正是上海的改革破蛹之际，正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宝安应悔改门庭，而淮海中路却会感谢宝安的变心。否则，后面的那单大生意我们就做不成了，大上海时代广场就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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