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滨江的客户那里出来，暗沉的暮色中，我看见西蒙那高大的身影魁梧地站在路对面他自己的私家车前，心中一阵高兴。又是一年多没见面了，重逢总有一种特别的亲热感，何况他今天是来救驾的，这里叫不到车，如他不来接，我还得不好意思地让客户送呢。
离开我三年了，西蒙已明显地成熟了，坐着他开的车，我的感觉特别舒适，没有一点点陌生感。他说好今夜请我吃饭的，见天色已晚，提议就近先吃饭，说回市区至少要堵一个半小时的，那就听他的先去大快朵颐吧。
三年真是一瞬间，我们的甲秀也像他的人一样出脱得多了。小超哥和西蒙是同事和朋友，我见西蒙总是如师生之谊的。那顿晚饭，好不温馨，好不热烈。
西蒙说：很感谢张总在那几年对他的培养，使得他获得了比同龄人强得多的心理和经验优势，应对一些大的场面和问题，心中有底，因为我在上海都让他做过了。那天，他一件件道来，如数家珍。
他是在2004年从北大外语系双学士毕业到我的新思南广告公司任副总经理的，时年22岁。以后他主持过广告公司的全面工作和分管过工业产品设计部的工作，也是公司里接触知识产权工作最早的青年。
2005年，甲秀成立时，西蒙顺理成章地就是第一任总经理了。时年23岁，是创新设计的第一批元老。
2006年，上海创意之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立，我又让他去当开山总经理，筹备会展业发展的那一块去了。
我相信那天我们在晚饭时说的话都是出自肺腑，因为大凡我带出来的人，一定是时间越长，就越能感受到我当初对他们的培养的。他在上海工作时，我在态度上并不和蔼，甚至有时有点凶神恶煞，但在工作上我绝对放权，哪怕被他们做砸了也在所不惜。在成长上我更是想尽办法为他们创造条件。西蒙刚来不久，我就向区委统战部推荐他成了青联委员，以后又在我这里入了党。
记得西蒙在回到杭州工作之前，我和他有过一次正式的谈话，大意是两点：一是说你从22岁开始当公司副总，23岁开始当总经理。以后出息了，辉煌就会从22岁开始写起；如果没出息，之前的一切就是浪费了，抹掉了。二是说，甲秀和他有个共同的成长过程，有一个差不多的青涩期。如果未来甲秀发展得很好，也算是我再送给他的一个礼物，因为他一定是创始人之一。当然，我也希望他更有出息，我显然也会为这样一个人曾经是甲秀的首任总经理而长脸长精神的。
一经西蒙的回忆，我还真的发现我像赶鸭子上架似的真让他没少经历过事情。2004年他大学刚毕业就任新思南副总时，我就让他担纲了“苏州河梦清园”展览馆这个项目的“总监理师”。当然我会从区里调了一些老法师去帮助他的，因为这太专业了，而且有法律责任，但在表面上他就代表公司出面签字盖章了，我再也没有再去管过。
我能想像西蒙在那段时间内的恐慌，无奈和焦虑。一个刚大学毕业的青年能够当一个几千万元投资项目的“总监理师”？我不用试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我和西蒙有个约定，凡你不会或者不能干的请主动说，否则我就以职务派工作。
明白他有很多事是扛不住的，我明白青年的青涩，但我坚决给他的肩上压份量。真正的能力一定是这样压出来的，真正的男子汉一定是这样摔打出来的。所以每每看着他那紧张但还顽强的脸，我的心里就在暗笑。当然，暗中的保护动作和保护性措施我从来就没有少过。这种强化对一个男青年的成长至关重要，除了梦清园的“总监理师”一职，他还当过：
1、2004年全国首届33城市友好商会项目洽谈会的总策展人和会务准备接待的总承包单位的总执行人，此项工作干得不错。
2、2005首届国际赛车文化节在雁荡路举行，西蒙是总策展人兼承办方总执行人。项目完成得不错，但遇上有匪气的合作方时他还有点力怯。毕竟人还年青，毕竟是个读书人，他一定很难想像，社会上还有这样卑鄙无耻的人，但我逼着他必须学会去面对。
3、2006年，作为上海创意之窗的总经理，他成了舒乙画展的承办总负责。
4、他还主编过一本上海世博的专用广告培训教材，洋洋几十万字。这件事办得有些毛糙，害得我亏了不少钱。但我心里明白，才二十多岁，你真能编好这样一本书倒是不正常的。
西蒙是为了世博梦到我这里来的，我从2003年初，找了小超哥这一路的十来个大学应届毕业生，发现可用者不多。在2003年底就转战北京大学去招兵买马了。我希望团队的视野开阔些，北京的大学应该和上海有区别的，我在招聘文案中讲明是招广告公司副总或部门经理的。西蒙的应聘信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当时我就已经心仪，很想把他给拉过来。
那时，我公司的规模不大，但手头的流动资金却远比今天充足。03年底的那次见面会我是在北京的昆仑饭店租了一间会议室开的，还租了一间商务套房和个别应征者细谈。中午，还在昆仑饭店请所有参加见面会的北大、人大、中财大和中民大的十来个人一起吃了一顿正规的午宴。
其实，我就是想要西蒙来我公司，为此摆足了排场。当时他身上的光环确实是不错的：校学生会主席助理，校科协主席助理。我正需要，我在见面会上讲清楚，就是为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招募人才的。以后我严格而强化的训练也正是为了这个目标，也算没有负了西蒙这个青年的心。
西蒙明显见我有点怕的，我也曾对他讲过，我这样的训练完全有可能是在拔苗助长，甚至有可能废掉一个人的将来，但是英才一定是这样练出来的。事实上，也正因为是这样的强化，我才发现他其实并不合适跟着我学创业，而非常合适担任公职，或者在大企业工作，这个我和他讲过好几次。因为我发现，所有文化素养好的领导都很喜欢他，而只要有一个无赖横在中间，他的战斗力就会受影响的。当然，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以后对付无赖的办法也会多起来的。
2006年底，甲秀的其他几位同事郑重其事地提出要走，我在同意之后，也一个电话问了西蒙，因为我察觉他可能也有去意。一问果然，他说他母亲患了重病，很想儿子在身边的，但他实在不好意思跟我说出口来。我当然理解西蒙家人的想法，很爽快地同意他走了。
其实，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训练。他除了应该回去尽好一个儿子对母亲的责任之外，也应该明白，我当时面对的是怎么样的局面？作为他们的老师和教练，我必须而且一定得把这盘球打好了，这对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一定很有示范意义的。
我很庆幸，在西蒙离开我之前，甲秀至少已经取得了一些象样的成绩。西蒙和我一起去广州领了“红棉奖”，我们一起去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领取了“红星奖”。无论如何，这是一段不错的记录。
2008年，西蒙带着他现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来我们的“世博展示中心”参观，我一起参加接待的。说实话，每次他来看我，我都很开心。这次的杭州会面，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因为甲秀和他都已经脱胎换骨了。
很清楚地记得西蒙对我讲的一句话：“我为我能回杭州陪伴母亲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感到很值得。”我想，一个成熟青年的人生价值观中，一定不光只有自己。我想：带过西蒙那一段路，我也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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