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比较早就参与了世博事务，所以就比较早地关注起世博会的门票销售来，我还借之测试过甲秀对于世博特许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判是否合理。我以为大凡属于世博的事情，应该拥有一定的共性。如果把一件事情预判准了，对于另一件事的预判相对也会可靠些。
2009年6月1日，上海世博会门票开始向社会预售，当时官方推出促销方案，心中应该没底，希望能够多卖掉一些，还有指标下发给个销售点。我却判定世博5月1日的开园票在未来一定会紧俏的，可能还有领导以为我们紧挨着世博工作，容易搞到票而托过来。我不想届时两手空空，所以在开售的第二天就猛吃了一批“五一”票雪藏起来。
记录肯定留下了，我们肯定是在去年6月2日买世博门票最早和最多的一家公司。事实上促销才不过20多天左右时间，世博的“五一”开园票就一票难求了。后来，甲秀还拿这些票重重地做了一把人情。之前有不少朋友对我说过，“看世博哪天不一样，才不想挤五一呢。”我认为这话说得不假，但有些事情可能不全是这样的。可能就是因为指定日有人数控制，参观才有保障。而且，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要不要去尝鲜的问题，我们还有上级，还有客户和朋友。到时候人家来了，你没有票怎么办？
然而，我接着又发现自己的判断似乎有误。虽然从去年6月底开始就一票难求了，但是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世博“五一”票一直没有出现过紧张的迹象。一直到今年3月，慢慢地才有商家朋友向我5张、10张地要求援助和调剂了。后来又增多为几十张，也包括了一些政府部门，在4月头上，市政府的几个部门一下子就来调剂走了几百张。
高潮在4月下旬到来，那时我的身边已经没有票了，但相关的政府部门都来要票，缺口还不小。好在此时我们已经打通了民间的环节，最后全数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在今年的4月27日到29日，甲秀俨然成了市级机关的票务中心，天天忙于收进和送出世博门票。我不可能有这么多票的，只能想办法从一部分朋友那里去找来，然后给另一部分朋友。他们没办法，北京和各地有人来，没办法说搞不到票的。而现在官方部门的横向沟通渠道不很通，体制内的部门需要体制外的“侧枝循环”去补位了。
虽然当时我们节外生枝地忙了很多，但我的心里很高兴的，因为这项实验我做成功了，极大地支持了我们对于未来甲秀产品成功的预判。做一件未知的事，如何把握预判从来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后来我也检讨过并分析过自己的预判失误，完全没有想到世博五一开园后竟会有这么多的持票不入者，这对于我们产品的前景也有参考警示意义的。
感叹信息化时代，各项工作的系统性原本应该更强，但现实却因为计算机本身系统性的不断强化而开始变得扁平化了。而一个具体的工作者，似乎更容易随着工作硬件系统的优化而使个人对社会的认知过程快餐化，机关工作事务的预备性操作反而简易化了。于是“凡事预则立”的警语，在这样一个时代，就有了更加现实的意义。
文章无法结束，我压根儿没想再去预测的世博“十一”票和“31日关门票”，最近陡地又紧张了起来。原以为在经历了“五一”以后，相关部门一定会未雨绸缪，囤积一定数量的热门指定日票，我是不会再去备票“压库”的。想不到还是那几个部门，突然就来要10月1日，3日和31日的世博门票，而且都是100张以上，我晕。我说这次不能保证再有了，建议他们自己去循着官方渠道找找。
几天后他们告诉我，世博局里已经没有一张这些天的票了，让我“一定”要想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只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发扬“黄牛”精神去到处找了。充分发动群众，调动一切可能的关系，大海捞针，3张5张地去回收。一周多的时间里，捷报频传，票子就从各个角落被挖出来汇聚过来。感觉做票贩子也蛮刺激的，当然我不是票贩子，因为不以盈利为目的，还得赔垫上一些小钱。这些部门只能原价买票的，还要我出具发票，而我是不可能向供票人索要发票的。和“五一”前一样，我们费了辛苦还得赔上发票的税钱。
不过我还是高兴的，上苍又一次提醒了我，资源的短缺就发生在谁都认为不可能发生的环节里。世博的后市还有许多我们未知的空间，最重要的预测应该是我们都不曾想着去预测的环节。都以为可能的情况，实际上恰恰可能不是。对于世博后市，我已察觉与前市的许多不同处，这次紧急腾票行动，更给了我不少启发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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