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上海到崇明的长江大桥和隧道通车了，第三大岛，从此和上海陆路相通。
虽然不是崇明人，因为和崇明有些缘份，还是在意有关崇明的消息。上海目前唯一的一个县，崇明曾经是上海“五七”干校集中地，卢湾区的“五七”干校，就在崇明的长征农场。1973年我进卫校学医，首先就得去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是年12月28日去，次年3月15日回。读卫校是拿工资的，第一年每月13元，所以崇明也成了我最初领工资的地方。
但一次去县城拉煤的经历，却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次惊魂。那天，老师从我们二排抽了8个男生，由我带队去南门港拉食堂用的煤。说是一天要运几次的，4个男生先坐长途去南门港煤场等候了，我们4个随干校的运煤卡车出发。
冬天的农村，一切都是懒洋洋的。特别是崇明，早晨出车的时候，大地好像还没有醒。田野里弥漫着一层淡淡的薄雾，公路上空无一人和车，就我们这台卡车在独唱了。司机姓张，十八、九岁样子，车开得风驰电掣。我第一次坐卡车的驾驶室，感觉很过瘾，但一场车祸在向我们招手了。
一个“丁”字路口，“丁”字的那一横是河堤，掩着一条大河。我们的卡车右拐上河堤时没有减速，拐弯又拐得早了，卡车就径直向路边的稻田去了。司机急忙拉直车头，汽车又忽地冲向大河。再猛地右拐，总算拐入河堤上的公路了。车子这样一拧一拧，感觉司机是个新手。
驶下河堤后，卡车拐入一条空荡荡的公路，一段弧线形的道路上，有一辆装满稻草的拖拉机在慢吞吞地开。我们的司机准备超车，可不知怎的方向盘一打出去就拉不回来了，卡车被离心力抛射到左前方的路边去了……说时迟，那时快，我死命地用右手抵住前面的挡板，左手撑着座椅，头顶连撞了天花板几下，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一会儿，我悠悠地醒来，睁开眼睛，阳光斜照进驾驶室，天空已经明媚地蓝起来了。车子还没有熄火，引擎在轻轻地响着。一看旁边的司机和同学，都像是睡着了，我用手一推，他们才都醒过来，这时都明白：出车祸了。
司机和我同学都想打开车门，可是猛烈撞击后的车框已经变形，司机用螺丝刀撬开了车门，我们才得以从他那一边下去，司机这才想着将车子熄了火。我下车去找坐在后边车厢里的两个同学，他们也像是刚刚醒过来的，都用手捂着后脑勺。幸亏是冬天，他俩都戴着厚厚的棉帽子，缓冲。
再回头一看，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卡车已将三棵直径如碗口粗的大树拦腰撞断，并且连根拔起，第四棵树都已经被腰斩了，再前面就是一条河。幸亏崇明的防风林由好几排树组成，如果只有一排树，我们的卡车就可能掉河里了。那四棵树也未能挡住卡车的冲力，最后堆在河堤上的土堆，搁住了卡车底盘，所以车头向上翘起，我睁开眼睛时，看见了蓝天。
突发的车祸让我有点好奇，其它三个同学都在一边站着，我配合司机料理后事，他让我证明只有“六十码”，我没有同意，但公安问我时，我说没有看仪表盘。公路上来往的车辆都停下来围观了，有老司机说：“看这车撞的样子，速度就绝对不止是六十码”。“上海牌轻卡的速度快，但空车时，过轻的自重压不住轮胎，方向盘就容易失控。开车的估计是个新手，不懂这道理，一开心也就闯祸了。”
搭车去南门港找到已经等急了的同学，再一起去长途汽车站等车，回干校时已经是下午了。同学们在菜地里劳动，我赶到菜地时，同学们都吃惊地看着我：“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出车祸了。”
“是啊。”一个女同学说：“你们都没有事？”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在一起劳动的班主任老师说了：“大家都以为你出事了。”
原来先回来的同学已到过菜地，一见到老师就哭了：“老师，我差一点见不到你们了。”大家一问究竟，发现出去了8个同学才回来了3个，以为其余5个不是殉难就是重伤住院了。好几个脆弱的女同学还红着眼圈呢。
老师硬让我们几个回宿舍休息去了，内科老师已对几个先回来的同学进行心理干预，他们的表情已经木木的了。我说我没有事，但老师还是坚持让服用了一片“安定”。那天收工后，班主任对我说：“吓煞人了，真要有事，我回上海怎么向你妈交代啊！”
十多年后我进区机关工作，那司机也在小车班开车，我常坐他的车出差。每上他的车，我总会想起那次发生在崇明的车祸。我一直感谢这样一次幸运，生命的是非题，答案原只在毫厘之间的。人生起步时那一段难忘的经历和奇遇，使我对崇明的印象，总是带着阳光。
用微信扫一扫，或复制链接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