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复旦大学博导于海教授带了一大批博士生来向我做社会调查，了解二十年前上海启动旧城改造时，发生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原委和细节。启动的背景和机制，官方的着眼点和改造的做法，市场的热度和投资来源，民众的意愿和反应以及关于动迁和拆迁的和谐问题。于教授的提问很尖锐，直捣龙门，紧扣目前的社会敏感点而追根寻源。他是一个社会思想学家，偏于公共政策领域研究的，很快就从我的叙述里找出毛病来：“发生在二十年前的那阵轰轰烈烈，其实很个案，没有可复制性，一个可以让个人很有建树的机制，也可能破坏性很大。”
我肯定同意于教授的观点，无论从思想的堆积厚度，还是学术的系统性来说，他都是值得我敬重的。特别是这样的调研，他率领的是复旦和同济的联合调研团队，辗转多次地找到了早已游离于体制外的我，寻找历史的真实，不找官家找民间，已然有一种独立的视角。而这样扎扎实实深入的调查，在当前的官风和学风背景下，又是何等地难得？
好多年了，就是作家也很少深入体验生活的。大家都钻在象牙塔里，风花雪月，家长里短，或者做做官方的命题作文，然后相互吹捧抬高，经组织认可而拿到爵位领俸。至于这样一个沸腾的时代，这样一个慷慨激越、电光火石但又瑕瑜互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光荣和丑恶同在，成就与积弊齐飞的时代，已经和我们的作家无关了。他们每月按时从作协领取工资，偶尔找几个好友喝喝茶，利用已有的品牌和文字功底，以字数换钱，日子过得比资本家和拿红包的医生差，但是比挤地铁上班的大众要强。于是，对组织的认同感就掺杂进了文学的评价，“羊羔体”就必然地获得了“鲁迅奖”。是谁说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
什么叫作家的时代感？就以经济的主题来说，《林家铺子》、《上海的早晨》和《乔厂长上任记》等都是反映那时或以后不久时的作品，社会的影响力很大，我们现在有吗？按说，作家的洞察力是敏锐的，理解力也是透彻的，他们肯定能够看出来，在经济体制已经改革了的前提下，社会是否还需要承担养活一大批与时代关系并不大的作家的义务？纳税人的意愿在这样一件事情上是否获得了尊重？而名列“富豪榜”，但依旧可以在作协领取工资的作家，除了说明他自己的社会自觉性已经接近于童真之外，这种现象的可笑程度应该和“QQ”的老板拿国家的房屋补贴一事差不多。社会的公平性在这一个环节上是脆弱的，就此一点，我特别敬重韩寒。我肯定无意去贬损作家群体，他们的整体人格依然是可敬的，有很多人还是我崇拜的。只是如果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看去，现在不少作家在客观上和其社会角色错位，很少有人会离开自己的生活去观察社会。
于是，社会的责任就留给了社会学家，尽管学社会学的也未必就一定有社会责任，但我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对于于教授和他的团队这样深入而犀利的调查表示礼敬！是的，发生在二十年前的事情，也应该有个真实而完整的解读了。上海这座城市是如何改造的？方法对的或者错的，令人提气的或者沮丧的，具体的人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一个个事件的还原以及其来龙去脉的梳理。拾遗或钩沉一个时代以及相应那个时代刻度的社会具体，从社会纪实和理论上留下那一个已经过去，但是对今天和未来还产生着影响的时空。所以我很乐意为他们提供材料和向导，医学是依靠有很多人愿意捐献遗体而发展的，社会学也应有人愿意提供史实以供目的为公共服务的研究。
每一个时代，总有人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具体的社会事件中，总有人会站出来，承担并不一定会给自己带来利益，甚至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伤害的责任的，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就在于这样的人越多越好，这是我的观点。原因不一定复杂，在一场整体的紧逼之后，个人和社会会处在一个“共谐状态”，这个时候，个人为社会的服务其实已经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有时可以简单得就如：因为我是一个男人。这是于教授的提炼，让我很有共鸣。
昨天大半天时间的社会调查，于教授的提问和互动，让我获益颇多，又引出了一个话题：社会是如何走向功利的？一旦被功利浸透之后，公益将如何使社会复兴？我不懂那么多，我对于教授讲：“我相信，在任何时代，总有人会对社会承担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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