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这样隐姓埋名下去好了，独生子女奖励或者就是一种引导性政策，在完成了既定使命以后，像一些风险引导基金一样，可以择机退出的，谁说一项奖励政策就不能有退出机制呢？
事实上，独生子女奖励政策是极具退出价值的，而且退出的条件也差不多已经成熟。就上海而言，《计划生育条例》已经修改了多次，但是独生子女奖励政策却几乎没有变过。很像“大隐隐于市”，而且这一隐就是三十年，没有多少人去记挂的，事实上也差不多是“半退”了，好像原来规定在退休后可以多拿5%退休工资的，后来改成在退休时发一次性光荣金“2300元”了，也没有人提出异议。那就悄悄地继续淡出好了，怎么突然间就雷声大作起来了？令人费想。
这几天，市人口和计生委频频出镜，独生子女奖励的新政脍炙人口：在职职工的独生子女费从每人每月的2.5元陡升为30元，退休时的一次性光荣金从“2300元”陡升为“5000元”。一时间街谈巷议，大家开开心心，独生子女奖励一下子成为建党90周年大庆前社会议论的一道大餐。妻子正在办退休手续，可以领取新政规定的一次性光荣金了，笑嘻嘻地对我说：“正好赶上头班车，过几年你也可以领了。”媒体上的话就更加煽情了：一对夫妻每年要多拿720元，这可不是个小数啊。
我却在犯疑，一项本该可以淡淡地退出的时效性奖励政策，怎么一下子又成为热议的话题了？从宏观看，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趋于消失，独生子女政策正在经受考验；从中观层面看，相关“二胎”的政策在五六年前已有过“微调”了，说明还是有些不合适的；现在的新政是微观，那么评估过政策的“矢量值”吗？想过它可能还有负面作用吗？
独生子女奖励政策三十年不变，但是山不转水转，政策的背景和环境在变，奖励的激励性质在变。当年每月2.5元的奖励，一个人在单位食堂里的午餐菜金也不过是每餐一毛几分钱，还是有点小刺激的，但到如今还不够一个人吃一顿卫生一点的早餐。所以即使现在调整到了30元，作为政策的激励作用依然不够明显，可以抵几天的午餐费呢？但是负面作用却有机会被放大的。
新政多出来的这笔钱应该由谁出？政策口径依然如三十年前：有单位的由“用人单位”出，没有单位的由政府承担。但是“用人单位”的概念如今已经变了，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已经多样化的情况下，体制已经分内外，今天的“用人单位”和三十年前的“用人单位”，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在三十年前，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体制内的，钱由政府或者由“用人单位”出，不过是从左口袋掏或者从右口袋掏的区别。今天就不同了，有大量的非公企业存在于体制外，而且有70%的人是在非公企业工作的。新政岂能不顾实际，在法理的逻辑概念上，去玩“飘移”，把体制内的70%责任转移到了体制外？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相关于基本国策的福利，在概念上应该是国家福利，或者叫“社会福利”。在今天非公经济客观存在的条件下，把国家福利变成企业福利，应该是件很慎重的事，因为上海正在建设“四个中心”。为什么在三十年前，连个体户的独生子女奖励政策也是由社会承担履行的？大概就因为这是国家福利，谁主张，谁出钱吧？
不知道计生委认真评估过新政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没有？事先做过关于“用人单位”这方面的功课没有？非公企业要自行承担独生子女奖励费，肯定是现在才刚刚明确的。企业本以为，交了税和国家明文规定的费，就万事大吉了，中国是世界上高税国家之一，企业交了税，就是让国家去办各种各样事的，包括搞计划生育。政府在收了企业的税银和各项社会保障金之后，还要让承担原来由国家承担支付的社会福利，至少得走一下协商或听证的流程吧？央视新近调查结果：粤浙小企业正大批倒闭。
设想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一定会着急的，通胀已经逼得用工成本提高了，还要承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支付义务，呼声一定会山起。而劳动者也不会放弃自己该得到的福利，于是《新劳动法》的风波乍平，社会或又将出现新的矛盾热点。维稳时代，为什么就不能兼顾一项政策的和谐性？计生委的人是国家公务员，依靠基本国策而可以生活得高枕无忧，可能不知道社会事务的复杂性。高调让市民去向“用人单位”索要福利性质尚疑的奖励费，还把劳动仲裁也拖了进去，人为地去制造一些新的对立和情绪出来？就不怕多事？
一项久久没有打理了的政策，总有不打理的苦衷和原委，就让它安安静静好了，何必去撕出一个新的伤口来？或许反倒有人会问：早干吗去了？2.5元的独生子女奖励费政策口径，毕竟实施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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