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81、82年的事，一次去看望大姨妈，听说久患胃病的二表哥刚动过手术，胃切除了五分之四，还摘除了脾脏。我觉得有些奇怪，脱口而问：“做胃切除手术怎么要拿掉脾脏呢？”姨妈说：“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已经问过医院的领导了，说是一切正常，手术还是一个主任做的呢。还要让我们自费好几百元的输血费，我还没有交。”姨妈显然很生气，但又无奈。
好像有问题，我回自己的医院里找了一个外科老医生请教：“胃手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拿掉脾脏？”
老医生告诉我：“一般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胃溃疡的位置贴近脾脏，由于溃疡面的扩散，炎症和脾脏产生了粘连，手术很难剥离，那是必须一起要拿掉的，但很少见。另外一种就是因为医生的手势了，胃切除时需要将胃壁和脾脏剥离，有些医生偷懒，不肯用手术刀慢慢地切开剥离，而是直接用双手去撕，一不小心就把娇嫩的脾脏给撕裂了，就像杀鸡时剥离鸡胆，用刀剪没问题，用手撕就容易破。特别是那些艺高人胆大的医生，容易出这个问题。”老医生一板一眼地对我说。“手术台上，脾脏一旦破裂，情况就很恐怖，鲜血就会喷涌，血柱直射无形灯。医生必须立即用手压住出血点，然后马上摘除脾脏，否则就要出人性命了。”
我说：“是否做胃手术的摘脾脏就会被看成是医疗事故呢？”
“不一定。因为也存在着合理拿掉的可能，病人一般是无法知道详情的，外界也不能了解在手术室里发生的情况，院方也不会把真相告诉病人的，即使有错，最多自己教育一下了事。”老医生知道我在问表哥的事，诚恳地对我说：“你可以去试一试，最好能够找到当时手术室里的人，了解第一手情况。一般而言，医院不会承认这是医疗事故的。”
乘胜追击，我打听我们卫校分到这家医院的学生，还真有一个是手术室护士。立即去医院找了她，说明来意后，学生犹豫了。我说：“你尽管放心！我只想了解实情，争取一些合理的说法，不会让家属来医院闹的，更不会说是你透露的，任何有可能牵连到你的话，我都不会说的。刚毕业不久的学生还是相信老师的，于是她缓缓道出了她亲眼看见的一幕：
“那天正巧她在班上，手术进行到一半时，病人的腹腔突然喷射出一道血柱，无形灯和天花板上都是鲜血，她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吓呆了。只听主刀医生说：脾脏破裂了，马上用手堵住创口。同时让护士长紧急通知各科会诊，组织抢救。病人才二十多岁，真不知道，那是你的表哥，至今想起了还后怕。”
我谢了她说：“有紧急会诊就好办了，情况不止是手术室里的人知道。接着我不会再来找你，以免招人注意。”她说：“谢谢！”可惜了，就这样岁月匆匆，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曾经帮助过我的学生。
我没有把实情都告诉姨妈，那只会多事，不利于解决问题。医院肯定是坚决不承认的，而我又不能说出那个学生的名字来。我对姨妈说：“我去了解过了，表哥的脾脏被摘事，医院肯定有问题，但是我们抓不住把柄。我去和他们谈谈，让把输血费给免了，见机看看，还可以为表哥争取点什么？”
姨妈说：“好的。我们也不懂医院里的那些事，就托你去处理了。”于是我成了姨妈的全权代表，和医院交涉去了。
找到那个主任，听我说明来意后，他一脸的不介。滔滔地说他如何用心做手术，如何积极应对变故，及时组织抢救，他该是我表哥的救命恩人，好像我就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小人似地。我微笑着对他说：“您说的这一切都不假，我们家属应该要谢谢您的积极抢救的！但是事情由起于您违反手术规则在先，您没有用手术刀去剥离胃壁和脾脏，而是直接用手去撕了，撕裂了脾脏。”
那主任着急了：“没有的事！我们都是严格按手术流程做的，有手术记录为证，你可以去要求查看的。”
我说：“您先别着急，咱们是同行，我是卢湾区中心医院的医生，这一些事情和规矩都懂。我不是来找碴的，是来讲道理的。”我没有介绍自己是卢湾卫校老师，以免他猜想到是我学生泄的密，日后给她穿小鞋。
主任说：“那是你多事了，家属根本没有意见，都马上要出院了，现在半路里杀出一个程咬金，节外生枝！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医疗事故，你可以请求去做医疗事故鉴定的。”
我说：“道理不能这样说的。病人这么年轻，脾脏就这样意外地被摘除了，一辈子成为半残人。事情绝对不小，又恰好与您有关，您能够安心吗？输了那么多的血是为了救他的生命，但是为什么要输这么多的血呢？而且还要让人家自费，您说得过去吗？当然我知道，您无论如何也得这么做，因为这不是医疗事故，而是您在救人一命，而且手术记录是事后写的，您肯定写得天衣无缝。但是事实呢？那天，来会诊的医生可不少。”我点了他一下。
“至于医疗事故，我到现在还没有说过医疗事故一词，是您自己在这样说。”主任听了一愣。我接着说：“我是病人的表弟，今天没有让其他家属一起来，就是准备来说道理的，我是同行。我认为我们可以绕开医疗事故这个词，想想医院可以为病人做点什么的？”
凡事得想明白，表哥的脾脏已经被摘除，也恢复不了了，而且医生也不是故意的，只是一种粗糙的意外。表哥当时在安徽的“小三线”工厂上班，医药费报销没有问题，医院早就知道了，我们应该也没有要想和医院为难的意思。这下主任也似乎听明白了什么，他让我把想法都说出来。
“我们无需再讨论责任归属，那对于病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只需要研究如何善后。”我说：“撇开医疗事故一说，医院也不该让病人自行承担输血费的，这没有道理，请您设法了结这费用。不管您用什么理由，反正不用我们付就行。”
主任说：“这可以办到。”
“第二，利用医院可能的途径，把我表哥调回上海来工作。这依然无关责任，算是医院做一件好事。”主任不同意了，说这个问题超出了他的可接受范围。我说：“您必须要办这件事，医院出面容易办，不管你们内部怎么说，我只看结果。如果这两件事做到，我不会再来找您，事情也到此为止了。我知道，医院在要承担责任时，是可以用公权力做这些事的。现在我不要你们承担责任，但希望能够做到和担责差不多的事情。”
主任说：“他明白我的意思，但需要向领导汇报，是否可以做成这样的好事。”我同意。
过了一段日子，主任告诉我，他们可以为我表哥出具类似丧失劳动力的证明文件，由此可以调回上海工作。姨妈家没有再去医院说过事，我也再没有去找过那个主任，表哥的脾脏被摘风波就此停息。姨妈一家，并不知道其间我所做的一切，只知道经我去交涉以后，医院的处事合理了些。但我很清楚，如果当时纠缠于医疗事故的认定，事情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对于一个已经不可能挽回的结果来说，换一个角度去想，大家一起做的好事，善后反而好些。公道的结果，有时候不是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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