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还在卫校任教，一天突然接到内科徐天柱老师的电话，他正在区中心医院急症室熟悉临床。徐老师告诉我怕：“急诊室里有一个脓毒血症病人快不行了，所有的最新抗生素都用上了，还是叫不应；各种升压药都用了，血压依然为零，人已在弥留之际。他建议医院让我去会诊，动脑筋试试，死马当做活马医。”医院的医务科长本是从我校出去的，同意这样做，所以徐老师请我马上去。
我们的卫校教临床课的老师要定期去临床熟悉业务的，我也需要经常去中医科看临床的，以免纸上谈兵。徐老师毕业于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医学院），是内科主治医生，水平到位。他出面请我去内科会诊，我受宠若惊。这可是我第一次受医院的邀请参加正规会诊，一个青年医生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绝对令人兴奋，我急忙骑着自行车赶去医院。
徐老师陪同我会诊，向我介绍：病人女性，26岁，面如死灰，表情淡漠，血压为零，体温36℃，白血球正常，但血液中全是脓细胞。病因查不出，眼下已经滴水不进，气若游丝。我听完介绍，又以中医的方式仔细诊察，感到病人可能有救。“医者，意也”，我当时思考的落脚点是：
1、病人一直生活在农村，平素很少接触抗生素的，现在居然连当时王牌的先锋霉素都叫不应了，肯定不是细菌耐药，而是她体内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2、患者年轻，平素体健，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免疫系统崩溃？如果是细菌的毒力所致，之前用的抗生素多少会有些效果的，现在用了无效，或许还有其它因素在干扰，或许这种干扰就来自我们中医之前的会诊处方。
我问徐老师：“此前是否请过中医会诊？”徐老师说请过XX医院的中医科来会诊过，病人吃过中药。我拿来方子一看，果然已经用了大剂量的清热解毒中药。我知道很多中医不动脑子，临床一听败血症就用大剂量的清热解毒药，根本不考虑抗菌效率更好的抗生素已经在执行使命了，再有一阵乱拳掺和进去，反而伤了病人的元气，加重了病情。
我采用中医本元的方法去看问题，假设现在是唐朝或者宋朝，没有血压计和体温计、没有血液化验报告，我们医生看到的是什么？必须忘记细菌、忘记免疫、忘记休克、忘记败血症。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滴水不进、气微脉弱的垂危病人。医云：“得胃气者昌、失胃气者亡”。作为一个中医，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再用大剂量的清热解毒药去苦寒败胃呢？那无疑是在杀人。我当即写下医嘱，立即停服之前的所有中药。
然后开了一剂“补中益气汤”，再让病人家属去淮海路的中药房里买一根真正的人参来。处方中本有人参，但当时临床上常以党参代人参的，此刻十万火急，不可再用替代药来。我用的药量很轻，病人的元气已败，如炉火将熄，鼓气不可以猛，只能微呼。整个药量是常人的三分之一，于阴阳之间调气，只能微调。
中医的整体观念，在治疗上应该包括已经在用的西药，临床上像现在这种情况，急诊医生的抗生素和升压药是不会停的，我们中医只需配合“扶正安内”即可。所以中医会诊应该是种策应，而非主攻。扶助正气，就是在帮助人体的免疫系统恢复了。药是我自己煎的，中药的煎服法很讲究，这时候不能随便，然后经鼻饲给病人。
几天以后，我问徐老师，那个病人的情况如何？他说：“哦，忘记告诉你了。效果很好，为我们赢得了机会。很奇怪，病人鼻饲了你的方子以后，体温升至39度，白血球也跳高至2万，升压药也起作用了，医院于是有了转院的机会。病人最终在长征医院外科被确诊为骼窝脓肿，这是败血症和休克的成因，经手术切除脓肿后，顺利康复。
此事使我对中医的认识加深了，中医不能治急病？那么从前没有西医时怎么办？只是后来我们中医自己没有用心，没有坚持中医本身的特点，反而片面地、刻板地受了西医的影响，简单地对号入座，将中药西用，效果不但不如西药，甚至还会干扰西药的疗效。
中西医结合的境界，应该是狼狈为奸，而不是群狼围攻。中医“君臣佐使”的处方原则，在和西药配合使用时，应该兼容配合思考，不能太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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