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认错人的事常有，但从认错时开始成为朋友的不多。这样的朋友，如果在二十年以后又成为同班同学，坐在同一个课堂里学习，那几乎就是稀罕了。我有幸享有这样一种稀罕，拥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朋友。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临别联欢聚餐会上，我向同学们介绍了我和同学吴之间这一段奇妙的缘分，赢得了大家的满堂喝彩！
二十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在复兴中路、思南路口的一家餐厅门口等人，旁边一位先生也在等人。大家各自顾盼一会儿后，我们的双眼对视了、交流了，好像是熟人，但又记不起来是谁？我们的眼光和表情都期期艾艾地犹豫着，然后相互微笑着点头招呼，后来双方突然顿悟，几乎异口同声：“你是…？”“我们好像是不认识的吧？”然后会心地笑了，顺势交换了名片。真的素昧平生，当时他已经在做生意了，我还在政府服务，他的生意和我的业务领域没有交集。
可能是那一刻的对视和搜索，印象特别深刻，以后我们在别的餐厅里又邂逅过几次，都会站立起来相互招呼，甚至走过去敬个酒。这个时候，我会对在一起的家人或者朋友感慨，这是我一个不认识的朋友。一直到十年前，我开始改行，渐渐脱离了原来的圈子，外出吃饭的餐厅也换门类了，就没有再遇到过他了。但我还是常常会想起他，在公司内提起他，尽管深入交流不多，只能算是点头朋友，但这样的朋友我只有一个。
人生一路，朋友群始终是不饱和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不饱和的。来的来，去的去，或关乎情谊，或关乎利益。渐渐地，人生云淡风轻，关乎利益的都会慢慢地散去，留下的就只有情谊中人了。回头看去，那些浓得可以发酵的友情，几乎都是相关利益的，等到他们到了更高的地位，我的人脉已经够不着了，或者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关系网时，他们的气会渐渐地粗起来。这时候，我就像长征火箭的助推器或整流罩一样，可以脱落了。
我并没有觉得失落，遇到这种朋友，一旦证实了，我会毅然决然地割裂离开。不会多说什么，也不会接受任何撮合的提议，没有必要。除了人格，我还明白自己的价值，曾经需要依靠我的人，在见识和能力上总是短我一截的，不会因为地位的改变而改变，我选择割裂，也一定在他们短视的判断之外。曾经有一个至交，在我的帮助下羽翼渐丰，但又在我另起炉灶后觉得自己有优势了，趾高气扬起来，甚至数度恶语相向。骄傲使他们不知道有很多做法是在羞辱我，但等到我果断切割时，他们又觉得事态严重，因为他们有些事情不能没有我，希望能够重归于好。他们不知道，在我判断清楚他们是为了利益而我交往之后，割裂已经没有余地了。
这样的事情多了几回，以后我就越发看重君子之交了，一些无关利益的老同学、老朋友还是不远不近地在我身边，又新结识了一批博友。大家都是彼此独立的星球，都在灯火阑珊处，相互间保持着一定的引力，并且彼此给予动力，不会谁图谁的。
这样的时候，和吴一起上井冈山学习，就让我有特别的温馨感了。五年前见过他一次，参加市工商联的“光彩事业”表彰会，他是上海民营企业合唱团的成员，在台上表演，歌唱得很好。今年黄浦区第一届政协会议召开，我又在会场里遇到了他，知道如今我们算是一个区里的人了。那天出发时，我在火车站遇到了吴，觉得意外，他笑着说：“我知道你去的，看到了你的名字。”哈，我们现在是一个区里推荐的同学，一下子就那么近了。
吴的生意做得不错，但业余就是喜欢唱歌，是很好的男中音，我们外出参观时，他会在车厢里为我们表演助兴。学院组织学员们唱红歌，他铁定是领唱，水平之专业，吓了老师一跳。最感人的是那天“重走红军挑粮路”活动，我们几个年龄大的同学掉队走在后面，几次听到他的歌声在前方响起“红军不怕远征难，…”“北国风光，…”我们都气喘吁吁爬不动了，同龄的他还能够唱歌，绝对是鼓舞人的，体力一下子又有了。
在最后的几百米，一个女同学小腿抽筋了，她拒绝了担架，所以两个班长架着她走。可是在最后一百米处，她的另一条腿也抽筋了，我只能让她原地坐下，和随队医生一起给她按摩解痉。眼看着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两个班长也累得不行了，接着是我自告奋勇地架着她走了。吴的歌声和短暂的休息，已经恢复了我的体力，我不仅自己坚持走到终点，居然还可以架着别人走这一百米山路。
回到上海，又是各奔东西，我却在不停地回味和吴这段稀罕的交往。明白过来了，一个喜欢正儿八经地唱歌的商人，文化是他的底子，二十年前我们的对眼，以及后来的那些平淡交往，文化是我们的共鸣点。同气相求，气是一种场，素昧平生地在一起，相互间会有感应，合力来自于这个场，如果都是逐利者，我们肯定没有后来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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