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刘春堂老中医走了，享年86岁。七年前参加他的八十岁寿宴，不久之后就听说他即患了“中风”，一直长睡不醒。现在最后和他告别，虽有思想准备，还是会牵出好多心绪，怀念或者追思。他是一个人格高尚，胸怀宽阔，医德艺术双馨的好医生，对我成长的影响很大。
我学中医时，先生是中心医院的中医科主任，本是我老师的老师，因为也直接教我们，我们也称老师了。我从见习、实习到行医，全程由刘主任带教。工作后，卫生局领导让我再拜陈苏生老为师，刘先生依然是我的老师，常常会给我教诲。
陈苏生老对我说过，老师可以分三种：“传道、受业、解惑”。“传道”是最基本的，以传授知识为主；“受业”是第二境界，告诉你如何执业，如何经济人生；“解惑”则是第三境界，指点你做学问，如何提高精进。于是我明白了，陈老是我的“解惑师”，刘先生是我的“受业师”，我的班主任王明侠老师，应该是我的“传道师”了。
一直感谢刘先生对我的特别栽培，当年全班30个学生到中心医院去见习和实习，他对我最好，给我的临床实践机会最多，还常让我下班后陪他去出诊，让我在提高医术的同时，扩大了社会视野。先生双腿残疾，走路需驻双拐，爬楼梯更加困难，但他却主动为瘫痪病人或者心脏病卧床不能动者上门送医，风雨无阻，医德高尚，我耳濡目染。
中心医院成立中西医结合病房时，我尚未毕业，中医科派我出任驻病房的第一任中医师，着实令我受宠若惊。当时的青年医生都乐意进病房，那里看病更系统，业务水平提高得快，我的西医水平，就此有了长足的进步。明白是刘主任的安排，提携之心拳拳。
我毕业时应该去外地，先生悄悄地拄着双拐一次次去区卫生局说项，要求把我留在中心医院。卫生局没有办法留我，当时分配是“敲档子”的，谁知却打动了刚从外地调回来的校领导，外地干部的魄力大，去市里活动了一圈，就让我“因病”留校当老师了。后来校领导告诉我，正是刘主任等医生的求情让他对我产生了好奇心。那是1977年，我毫无背景，却能够侥幸地留在上海，心里充满了对先生等的感谢。
后来我改行了，先生一度表示惋惜，但是在新世纪初，我以自己的新专业让他开心了一把。我鼓动先生拿出毕生积蓄，在浦东卢浦大桥附近高层买了两套三房一厅，房价才3600元一平方米，还是装修房。先生留给两个女儿一人一套，自己也去享过几天福。很快楼价就飞涨了，那段时间，先生很快活。
不敢替先生总结人生，学生的送别，只能是自己角度的追思，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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