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难,客观地说,这难度毕竟一天天下降。时代在进步,回看三十年,社会言论的开放度已天上人间,即使还有封博、删文、喝茶和谈心,毕竟相对柔性多了,很多逆耳之语,并不需要拼掉身家性命去说。社会的开明过程,本就是官民互动的结果,当官的永远想稳控话语权,粉饰太平;在民的永远想一吐为快,针砭时弊。一来一去的,束缚和禁锢就渐渐地松了,少了。
岁末和老鲍一起去长春,途中两个人回忆了过去同事的那段日子。庆幸都没有说过假话,在八十年代积极奋起的工作环境中,我们身上都还保留着读书人的品性,没有被市侩气污染。老鲍性情温和,但一个老实人也为京城里的事愤怒了,一次和主要领导争得面红耳赤。我比他太平,早被区委安排在家休息了,领导们知道我的思想前卫,不会顺着上面的意思说话,怕我冲动惹事。那是一种爱护,当时我还主持着一个部门的工作。
风波平息后上班,区委举办处级干部学习班,让大家反思谈感想。价值风向变了,讨论是同一种调门:“幸亏老同志们都还在,否则这次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都快退休了,真不知道将来年轻人接了班会怎样?”等等。区委部门的负责人大都是五十多岁年纪的,说话的语气都很忧虑,会议室里的气氛沉闷。
我更郁闷,觉得大家在摆着和尚骂贼秃,在座的就我和老鲍年轻,当时我三十出头,老鲍四十不到。平时大家就不待见我们俩年轻权力大的,现在扔几句话正好。
一连憋了几天,我决定反击:“这几天大家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也说说心里话。可否换个角度说,你们再过几年就都退休了,社会发展是好是孬,你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我们年轻人才需要为将来担心呢,在座的各位,工作一辈子勤勤恳恳,自己还割过工资、减粮票也带过头,可是国家还是这么穷。所以即便我们未来和你们一样工作,国家的情况可能改变吗?接班人问题,听起来很真,可是有家业的才叫接班,像现在这般穷到根了,讨饭花子似的,有什么班可以接?”
酣畅淋漓一番话,说得我一身爽快。本想要和人斗嘴的,不料大家竟纷纷赞同,认为我的话在理。气氛一下子活跃了,你一句、我一句的,都不说大道理了。原来之前的都是应景话,太多政治经验了,五十多岁的官场人,知道怎么逢场作戏,还是我自己认真了,年轻不成熟。因为我是领导身边人,大家恰好从我的话里看出领导的风向标来,所以都痛痛快快地说真话了,道理谁不明白?原来前几天的沉闷都是假话造成的。
我觉得意外,庆幸那天鼓足勇气讲真话,没有人来找麻烦。当然提拔是不用想了,本就不想,那一季我做过很多出格事,都是想明白了后果才做的。想想应该感谢当时那些领导的,其实他们都知道,但是没有给我任何为难。
时代总体上在进步,尽管退步的地方也有,人怎么去看也有讲究。从那时过来,社会上讲真话的比率越来越高,这样的环境里,公共人物一讲假话,就更容易突出,毕竟不是指鹿为马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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