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公”，长于“公”的我们这一代人，在人生过半之后，才慢慢认识和接受了“私”。
价值观由“公”向兼有“私”的转变，如大象转身，沉重而缓慢。
在20世纪的整个末叶，新世纪的初叶，大象一直在转变中，时不时地还要回走几步，像长征时的“四渡赤水”。
九十年代初，我在向亚洲开发银行申请6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款”时，还发生过谈“私”色变一幕。
当时我是受援项目的首席谈判代表，一次次进京，一场场马拉松谈判。
申请基本敲定后，我去北京央行总部，与亚行代表签订“谅解备忘录”。
当时在每一页上都签了字，但最后的签名不敢签。
因为“备忘录”中有一条：乙方（指我们）承诺，在接受该技术援助款后，还会积极推进“私有化”。
时在92，“私有化”一词还讳莫如深，我一个小官僚与外方这样承诺，肩膀承载不起，遂和央行、亚行官员直说，如不去掉这条，我无法签备忘录。
亚行官员说：这一条是核心，不可以去掉，亚行支付技术援助款，受援国必须有如是承诺。
然后他笑着对我说，在亚行的眼里，私有化是好东西，最有活力和效率，是最有希望的。
我也笑了笑，知道当时世界银行和亚行的对华援助，往往会附加这种条款，但我不愿担风险。钞票是单位用，风险我独自担，这字我肯定不签。
在单位里，因为我胆子大，锋芒露，一直在“突出部”，签了这样的文件，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见我坚持不肯签，央行官员与亚行官员商量了下，就不强要我签了。
几个月后，项目正式生效，央行告诉我，最后是我锅驻菲律宾大使签的字，亚行总部在马尼拉。原本他就需要加签的，具体执行的我签过页，他大笔一挥就生效了。
这件事我印象深，九十年代初，我们还在“公有”的圈子里转，视“私有”如洪水猛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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